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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

文化週報》革命文青史明養成記-馬克思男孩到台獨老大

2019-09-22 05:30

◎藍士博

藏書界的竹野內豐(黃震南)曾經做過一份表格,裡面將文青分成很多類型,其中,喜歡到後門咖啡(已歇業)、讀《台灣人四百年史》的人被他歸類在「鄉土文青」一類,可能是要提醒大家,人要有根、土也可以很有品味。不過,如果讓我用來定義史明(施朝暉1918-2019)先生的話,那麼竹野先生列的條件可能還不太夠用,因為年輕時一邊著迷曲盤(唱片)、流連溫柔鄉,卻又可以一邊參加秘密讀書會、醉心社會主義、一心想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史明,說起來,可能更貼近於「革命文青」吧!

出生富裕家庭 卻選擇崎嶇之路

用「革命文青」來為史明歐吉桑的一生做總結,可能是最好的形容詞了。如果你回頭「爬文」整個台灣近代史,可能還真的找不到有誰能夠像他一樣,出生在富裕的家庭,卻選擇一條意外崎嶇、艱難的道路。他曾經為了買曲盤與書,不惜將冬天用的厚棉被拿去典當;後來再因為素樸的、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嚮往,而將大學所有日記、書信全部燒毀,改名換姓,成為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潛伏在汪精衛政府的「線民」、一個微小卻關鍵的「細胞」。

總被暱稱為「歐吉桑」的史明,出現在人前多穿著牛仔外套與牛仔褲,內裡搭配簡單的T恤,不穿西裝、不打領帶的他,從穿著就實踐擁抱勞苦大眾的思想。(前衛出版社提供)

如果你跟我一樣與歐吉桑有多一點接觸,你應該不會反對「歐吉桑的革命,是他一輩子的青春期」這樣的形容。我常常笑他:哪有人像你一樣,這輩子「偷跑」了那麼多次!高等學校還沒畢業的他,為了逃避母親希望他當醫生的期待,選擇「偷跑」到日本,報考早稻田大學;戰爭結束以後,又選擇前往華北解放區,在親眼見證土地改革等慘絕人寰的悲劇以後,才再一次地「偷跑」回到台灣。

亡命又革命 最愛偷跑浪蕩

這個不安於室的「浪蕩子」,1949年回到台灣時,還帶了日籍女友平賀協子,儘管母親並不滿意,但至少回到家。沒想到當母親因病過世以後,歐吉桑想要刺殺蔣介石的念頭由暗化明,也成為他再一次「偷渡」到日本的主要原因。

逃亡與追求,亡命者與革命者,其實都是一體的兩面。歐吉桑1952年到1993年間曾3次偷渡回到台灣,利用的應該都是「琉球-釣魚台-宜蘭」的地下航線,當他說每一次都在一片汪洋中狹小船艙與??迌人、漁民、走私客為伍,甚至可能還得在海礁上停留數日。

我常常想:當時的他究竟是什麼樣的心情?

我曾經問歐吉桑:那些年他待在東京池袋新珍味炒大麵時的感受,他說:「炒大麵也是革命。我就是這樣對自己說。」這位一心想要革命的歐吉桑,就是在一間僅僅只有9坪大的店面,一手煮麵、一手寫稿。另外,在到現場聽貓王演唱會以外,居然還在麵店頂樓測試引爆定時炸彈。

史明在日本一手煮麵,還一手寫作。(前衛出版社提供)

日本新珍味餐廳樓頂,曾是史明測試炸彈的地方。(前衛出版社提供)

在日一手賣麵 一手寫稿 還測試炸彈

說他是革命文青,恐怕沒有人可以否認吧!

只是,這一位罕見少有的革命文青,究竟是怎麼養成的呢?

許維德曾經在〈先成為人,再成為台灣人〉中注意到青年史明的兩種意識,他認為:歐吉桑受到阿嬤施邱氏桂與父親林濟川的啟發,產生素樸的「反差異人本主義/普遍主義」思想。事實上,母親與阿嬤所代表的傳統文化,包括《三字經》、《千字文》,或者是廟口的講古、十五普度、十四放水燈等民俗節日,一直是歐吉桑非常珍惜的部分。

歐吉桑寫過一本小書《我的故鄉八芝蘭—士林》,把他所知道的民俗節慶完整記錄下來,我也看過他與獨立台灣會同志們普度殺豬公的照片,後來還經常受邀參與清明包潤餅、冬至搓湯圓等活動──你曾經自己動手磨過花生粉嗎?按照正統「史明流」來包潤餅的話,就是得用酒瓶與竹篩子、一顆一顆將花生磨成粉,再包進潤餅裡面,而我也就只試過那麼一次,便充分體會到革命文青的生活原來是那麼「樸實無華」。

雖為第三國人 也是堂堂正正台灣人

另一方面,歐吉桑的爸爸林濟川與台灣文化協會的同志們,則為少年史明帶來了西洋文明的啟蒙認知,讓歐吉桑從小就意識到自己做為國籍地位不明的「第三國人」的身分認知。我還記得:當歐吉桑提到林獻堂時,還說他得尊稱林獻堂為「伯公太」;每次媽媽帶他到蔣渭水的大安醫院時,也總會有人抱他、哄他、拿糖果給他吃。

有趣的是,做為「文協之子」的史明,在事隔幾十年以後想到與高中同學打架的往事,還是忿忿不平。責怪的不是插隊的日籍同學,而是在旁邊充當和事老,要他不要興事的台灣學生。歐吉桑說:「我認為當時的我不是興事,而是因為我受到我阿爸他們那群台灣文化協會成員的影響,很早就有了『我們台灣人是第三國人』的意識,也因為讀了一些像《改造》、《中央公論》的雜誌,知道什麼是民主、平等,雖然當時還不能夠被稱作是概念,但隱隱然形成一種情感,我經常會想:『如果你是一個人,那我也是一個人。雖然我是第三國人,但我跟你日本人一樣也是一個人。』」

赴日專攻馬克思 臥底當雙面間諜

抱持著素樸正義感的史明歐吉桑,在「偷渡」到日本、錄取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以後,因為得到俄國、法國等文學作品與馬克思主義的灌溉,強化原本擁有的理想性格,而成為一個真正的、具備主體性的「人」。

歐吉桑說,他在日本求學期間,除了學習物理、化學外,最重要的就是哲學、心理學、歷史,以及政治概論、經濟概論等科目;至於文學、社會學、天文學、日記、遊記、書信集等書籍,也都在他的閱讀範疇。除此之外,他也開始養成收集古典音樂(曲盤)的習慣。

史明年輕時著迷曲盤。(記者潘少棠攝)

這些資源不僅打開了青年史明的知識視野,甚至他也認真地融入日本社會,透過閱讀、音樂、美術、茶道等,成為一位豐厚、完整的人;禁書與秘密讀書會則讓他蛻變成一位有意識、良知與血性的馬克思男孩(マルクス・ボーイ)。

共產黨信仰幻滅 細讀台灣史萌生台獨

1942年史明在大學畢業以後前往中國,表面上在汪精衛政府中任職,其實卻是中國共產黨情報組織的「細胞」下線。他在上海、蘇州紙醉金迷的生活中套取軍事消息,進而在戰爭結束以後,毅然深入華北解放區,終至鎩羽而歸。歐吉桑在想起1949年回到台灣的心情時,其實是非常失望的。

他說:「我的生活表面上看起來悠閒自在,但總覺得自己是個無用的人。身為長子,卻成天白吃白喝,對前途也感到茫然,每天早上起來,總是垂頭喪氣,內心事實上並不如意。不過我的意志倒是沒有消頹下去,我一直認為我做的事情光明磊落,只是對家人難免感到不好意思。」

理想崩毀,行動挫折,不僅讓他對中國共產黨的迷思因而幻滅,更興起了重新閱讀、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念頭。另一方面,在決心進行武裝抗暴、刺殺蔣介石的同時,史明「拾回」了台灣,萌發了認識與書寫台灣的意識。

台灣史研究先驅曹永和就曾在口述中提及,戰後他與史明歐吉桑重逢,知道他想要寫一本與台灣歷史有關的書。歐吉桑逃亡以後,他還去歐吉桑的書房想找回借他的書,就怕被特務搜查到而受株連。

換言之,1949年這一趟返航,也就成為青年史明身體與精神的雙重回歸。

葉治平老師曾經指出:「史明先生以『人』做為思考的起點,他對文學與藝術的教養,則豐潤了他對人性自由發展的思考。從這個觀點來認識史明先生,才能看到他思想理念更深的一層。」於是,當挫敗的人道主義者回到原鄉,開始思索島嶼的過去與命運之際,一位民族主義者的原型也就自此浮現。

台獨大老史明在「台灣獨立鐘」上刻上名字。(記者張嘉明攝)

知道自己從哪裡來 才知道要往哪裡去

當史明在1950年前後決定開始撰寫台灣史,他關心的也就不再只有台灣的未來,也包括了島嶼的過去。是創造,也是復原;是復古,亦是開新,是民族主義當中所謂「我們之所以為我們」的重新定義。

吳叡人形容史明1962年的《台灣人四百年史》中,存在著「一種缺乏累積,必須從頭開始的,艱辛的,苦鬥的,而且是幾近於掙扎的認同建構嘗試」。然而我們必須了解的是:即便是最真誠的民族主義者,一開始也不確知民族真正的內涵與價值。他們需要時間、需要經驗、需要實踐,然後發現,最終才能在某一次的認同選擇後堅定不移、終生不悔。

史明著作的《台灣人四百年史》。(記者廖振輝攝)

也許大家都還記得,歐吉桑後來常常在演講當中提到:「歷史是一條河。」他喜歡從遙遠的源頭開始鋪陳,終至成為一個廣大的脈絡。這樣的敘事也許讓人難以忍受,卻是史明在歷經生命重大挫折之後,得到的珍貴啟示。

──要知道自己從哪裡來,才能知道自己要往哪裡去。

捍衛台灣文史青年組合發起人藍士博。(記者陳志曲攝)

(作者為獨立研究者、《史明口述史》企劃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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