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香港人民試圖力挽狂瀾，爭取一個更開放的政治體制，但或許為時已晚。（美聯社）
◎楊甦棣（Stephen M. Young）
鄧小平在將近四十年前提出「一國兩制」的時空背景，筆者至今仍記憶猶新。當時的中國剛從數十年的動盪中復甦，他意識到必須將工作重點轉回國內，讓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生活恢復某些可預測性。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鄧小平必須設法修復中國在海外的聲譽。鄧小平希望讓心存質疑的國際社會放心，中國可以被信賴。
此外，鄧小平也想要開闢一條收復香港和台灣的道路，創建一個在將近一百年前並不存在的大中華（a greater China）。鄧小平握有兩個有利條件，一是美國在一九七九年元旦與台灣斷交，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另外一個則是英國租借貿易樞紐香港的九十九年租約即將到期，給予鄧小平前所未有的機遇，有利於他超越此前中國掌權者的挫敗，完成復興中華天下的歷史功業。
於是，當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試圖展延香港的租約時，鄧小平提出他的方針：「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是一個含蓄的「起標價」，意指香港必須回歸中國主權統治，只要香港交還決心重拾其昔日榮光的中國，北京承諾香港可以保留在英國治下所享有的經濟和政治自由，甚至還可能擴大。
儘管柴契爾夫人對此存疑，但也瞭解到她在香港問題上幾乎毫無選擇。租約就是租約，除非中國和英國雙方都同意展延租期，否則倫敦勢必讓香港回歸祖國懷抱。英方將此視為測試中國是否信守承諾的機會，要求雙方展開協商，規範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歸中國的架構。
台灣比香港更抗拒與中國「統一」，但華府在一九七九年中止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西方世界的其他長期友邦也陸續跟隨，台灣因而遭受重創。本土愛國主義於此時崛起，民主化運動追求終結蔣氏家族對當地政治的長期支配。在此同時，台灣的經濟蓬勃發展，利益的分配也更為平均。
在通過若干嚴峻考驗後，香港的經濟也開始復甦。儘管許多富裕家庭開始計畫遁逃至西方國家，但中國的改革開放畢竟讓這個前英國殖民地的貿易和金融業者有利可圖，否則香港的回歸不會如此順利。
接著，天安門民主運動慘遭血腥鎮壓的悲劇，成為多事之秋的開端，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仍為中國、甚至香港和台灣人民創造了經濟榮景。
當香港在一九九七年慶祝正式「回歸」中國時，「一國兩制」獲得高度期許。台灣當時的經濟成長也處於高峰，而且伴隨著令人驚艷的和平民主轉型。
然而，此後的發展又是如何？對內，中國的政治體制倒退，變得愈來愈獨裁專制、倒行逆施；對外，北京也愈來愈具侵略性。北京當局已經背棄給予香港人民高度自治和民主的承諾，並逐漸擴大對台灣的軍事和政治壓力。
對於香港和台灣進一步開放政治參與的努力，具有明顯獨裁本能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已經毫不掩飾他的鄙夷與蔑視。毫無疑問，習近平對民主這種「傳染病」的擴散感到畏懼。因此，他對台灣的霸凌與日俱增，更在香港引爆追求民主的熱情。
此刻，香港人民試圖力挽狂瀾，爭取一個更開放的政治體制，或許為時已晚。然而，台灣的兩千三百萬人民提供了不同的經驗，就是打造自我防衛的能力，鞏固與美國這個最重要安全夥伴的合作關係，清楚表明將為自己的自由奮戰到底的決心。真希望香港人民也有這個機會！
◎楊甦棣（Stephen M. Young）
（作者楊甦棣，二○○六年至○九年擔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一○年至一三年擔任美國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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