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震（右）13歲演出《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的小四，與爸爸張國柱演父子。
（資料照）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小四與小明若有似無的曖昧，映照著每個人青春的記憶。
（取自IMDb網站）
老一點的讀書人，心中大概會有一些些牯嶺街的回憶。
像老學者、詩人趙天儀所寫的詩：「這兒曾經是日據時期日人的舊巢／這兒曾經是光復後臨時拍賣的交易場，這兒聳立著兩排的舊書攤 露天為家／這兒陋居著數家的舊書店 珍藏骨董字畫／這兒有琳琅滿目的老教科書 發霉書味的舊雜誌……甚至絕版的讀物……」
像舒國治筆下寫的：「在靜沉沉的午後，樹蔭下一張張支開的布棚，舊書及舊玩意兒毫無條理的散在架上、地上，任逛客站著蹲著，就著光協起脖子盯著、摸前翻後把玩著，就這麼銷其永晝……」
不過更迷人的恐怕是入夜後的光景，這些布棚攤子打起了燈，依舊有不少人流連不去，就像在楊德昌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裡閃現的幾幕，小貓王在那裡問老闆：「有沒有小本？」
光復後，牯嶺街兩邊的日式房舍大多被國民黨接收為公家眷舍。這些房舍的院子牆外有成排的榕樹，起初有6、7人在圍牆外的人行道上擺起地攤，騎著腳踏車載著幾箱書就鋪在地上賣，後來擺攤者越來越多，架起了布棚和書架，逐漸發展到50到60家。
我無緣見到這樣的實況，如今的牯嶺街只剩下幾間舊書店。我只能透過文字、老照片和楊導的電影去想像。最迷人的自然是電影。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取材1961年真實的少年殺人事件，男主角小四（本名叫茅武）住的便是光復後國民黨接收的公家宿舍。在當時算是好一點的外省家庭，父母也都是讀書人，像電影裡演的那樣，父親是公務員、母親是老師。對照的是差一點的眷村子弟如「山東」，自少年就混幫派。
小四得知小明的前男友Honey被山東製造車禍而死，後來竟也目睹了兩派的械鬥，即便當時拿刀砍人的不是小四，但在經歷一連串不公不義後，小四原本單純的好學生世界逐漸崩壞瓦解，最後竟憤然將刀子刺向他所喜愛的小明。只因為小明告訴他：「我就像這個世界一樣，這個世界是不會為你改變的，你以為你是誰啊！」
楊德昌對小四充滿同情，他指向這個世界充滿了共犯，然而這些共犯同時也是時代下的悲歌，像山東這樣的眷村少年也許極壞，也或許只是為了壯大自己的存在。若看待小明的一切就更明顯了，寡婦孤女、寄人籬下，造就了小明的早熟。清秀純真的外表下，男朋友換了一個又一個，只為了好好的活下去。
深陷愛河的小四何嘗不迷惘？父親在他第一次受冤被記過時還大聲的教訓學校訓導說：「你們這樣是非不分怎麼教孩子？」他要為孩子立一個好榜樣，不要為自己沒犯過的錯低聲下氣。可是經過了白色恐怖，好不容易被釋放後的父親，當小四第二次又要被記過時，卻卑微地替孩子求情。而小四卻看不慣老師說話的嘴臉，也對父親的態度轉變失望，他拿起球棒打碎了老師頭上的電燈泡，似乎也想要替父親爭口氣。儘管這個時候的小四已經有點「是非模糊」了，他偷過片場工友的手電筒、母親的手錶，他公然談情，變得桀驁不馴，對他不屑的人滿口髒話，於是才又被叫到了訓導處。
楊德昌細膩的演繹了一個乾乾淨淨的好孩子，眼前的世界如何渾沌了起來，從明亮走向幽暗不明。
此刻的愛情恐怕是他唯一的希望與救贖，於是他在吵雜的軍樂隊練習聲中大聲的對著小明說：「你不要怕，我會保護你。」
即使在最後一刻，他仍對小明說：「你所有的事我都知道，可是我都不在乎啊！因為我知道，只有我能幫你。我是你現在唯一的希望了。這就是為什麼你還是忘不了Honey。因為現在，我就是Honey。」
Honey本來是人人懼怕的幫派少年老大，但看在小四的眼中，是重義氣的好漢、是純情的少年，否則為何被人害死後，有那麼多人願意為他冒險械鬥？況且也是小明親口告訴他：「Honey跟你一樣，都是一個再單純不過的人了。」於是他要取代早逝的Honey，為自己也為小明而活。可是小明卻嘲笑，「你沒有出息啊你！不要臉，沒有出息啊！」狠狠地拒絕了他。
小四一刀又一刀的捅向小明。最後還似乎不可置信地對著倒下的小明說：「小明，站起來啊！快點站起來啊！用力站起來啊！你不會死的，快點嘛！站起來啊！你可以辦得到的啊……」
真實事件裡，少年沒有逃離現場，少年只是抱著少女的屍體痛哭。事後警方公布了少年給被害少女的情書，提到了她移情別戀的對象，也就是劇中的小馬。
文史工作者管仁健研判因係警方怕社會大眾認為本案是浙江權貴子弟欺壓孤女寡母，於是公布了少年的情書。生於1947年的楊德昌也是外省子弟，高中時讀建中，事件發生那一年他14歲，恐怕上高中後，仍對這個事件念念難忘，正值叛逆期的他，聽說會去住家附近的冰店，觀察太保太妹的一舉一動，這些記憶和想像促成了他拍《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在楊德昌電影裡，權貴子弟不是殺人的小四，而是更富有的小馬。而悲傷的是，「真實世界」所代表的小明，死前在牯嶺街書攤前詢問的腳踏車，主人是小馬。當時小明的眼中，似乎露出了一絲溫柔愛意，這才是殘酷卻也無奈的事實。
原本被判死刑的茅武，最後改判十年。出獄後，沒有人知道茅武去了哪裡？多年後，他是否曾坐在電影院裡，回憶起自己的年少青春？
可以肯定的是，當年苦悶氣氛下，並沒有「A Brighter Summer Day」（貓王歌詞，也是該片的英文片名），一些寂寞的少年稍微一衝動，便要付出代價。
多年後，許多文青坐在戲院裡想像那個時代，讚佩楊德昌的才華。黃崇凱的《文藝春秋》，其中一篇〈七又四分之一〉既致敬了楊導，也延展了自己的才華想像。
我或許幸運一些，生在比楊導晚的年代，見證了戒嚴到解嚴的變化，除了想像，也多少能緬懷。帶著一點點懷舊與苦澀的心情，看著電影中的制服與髮型、日式房舍裡少年母親桌上的明星花露水，還有對舊書店的想像與記憶。或許當年我也學到了一點點世故，卻又不至於迷途。也想起那一年喜歡的男生，有一點點像小四：外省，好聽的名字、好看的樣子。小時候所理解的世界如此表面，但也就是一個集體壓縮出來的時代記憶。
對了，MOD現在正排映本片，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重看。
（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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