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相信槍桿子出政權，更迷信暴力，對學生及記者開槍，動用坦克鎮壓民眾，都來自於基因中的暴力血性。以《紅高粱》崛起文壇的莫言，拍成電影，也強調那種紅紅的天，紅紅的酒，還有殺紅了眼的血性，剖析莫言，也就解剖了中國的粗霸本質。
莫言小說《紅高粱》一鳴驚人，張藝謀改編成電影後，凸顯紅紅的天、紅紅的酒，揭示中國對暴力的耽戀。（取自IMDb網站）
◎余杰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我曾和數十名學者、作家、媒體人、民主和維權人士，在網上連署公開信，抗議瑞典文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褻瀆了這座獎。
擁中共棄人權
違背諾獎理想向度
公開信批評評審委員會將備受尊敬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作為中共黨員和官方作協副主席的莫言這樣一個「身上充滿紅色基因、讚美中共體制、摒棄良知、道德冷漠的作家，這是對中國民間社會的侮辱，對人權和自由價值的背離和對勇氣和良知的詛咒」。莫言公開歌頌薄熙來在重慶的「唱紅打黑」運動，將中國的新聞審查制度美化為「類似機場的安全檢查」，對當時身在獄中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不置一詞，根本不具備諾貝爾文學獎所要求的作家和作品的「理想主義」向度。
中國作家莫言於2012年12月6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法新社）
莫言的作品的特質，一言以蔽之，就是暴力美學。其代表作《檀香刑》就是暴力美學之極致。
小說寫的是義和團的故事：義和團領袖孫丙被捕以後，山東巡撫袁世凱為了討好德國軍官克羅德，召來大清第一劊子手趙甲，讓他想出一個酷刑來懲罰孫丙。克羅德對袁世凱說：「中國什麼都落後，但是刑罰是最先進的，中國人在這方面是天才，讓人忍受了最大的痛苦才死去，這是中國的藝術，是中國政治的精髓。」
果然，曾經斬殺戊戌六君子的劊子手趙甲想出了師父傳下來的檀香刑，小說中借趙甲之口說：「奶奶的個克羅德，早就知道你們歐羅巴有木樁刑，那不過是用一根劈柴把人釘死而已。咱家要讓你見識見識中國的刑罰，是多麼精緻講究，光這個刑名就夠你一聽：檀——香——刑多麼典雅，多麼響亮；外拙內秀，古色古香。這樣的刑法你們歐羅巴怎麼能想得出！」
所謂「檀香刑」，就是先將犯人捆綁在高臺上，用一根檀香木製作的木橛子，從犯人的肛門釘進去，然後慢慢往上釘，從脖子後邊鑽出來。這種刑罰需要極其複雜的準備工作，例如，「那木橛子削好後，要放在香油裡煮起碼一天一夜，才能保證釘時滑暢，釘進去不吸血。」僅此一項，就需要兩百斤香油。
莫言小說《檀香刑》（麥田提供）
中國酷刑聞名
檀香刑追溯至春秋
莫言用數萬字的篇幅來描述那血腥的行刑場面：隨著木橛子在孫丙的內臟和脊椎之間一寸一寸地深入，他的脖子似乎被拉長了很多。劊子手趙甲的兒子兼助手小甲——同時也是被處死者孫丙的女婿——這個有些癡呆的青年，親身經歷了這一人間地獄，「實在想像不出一個人大脖子還能這樣子運動，像一根拉長了的皮繩兒，彷彿腦袋要脫離身體自己跑出去。然後，猛地縮回去，縮得看不到一點脖子，似乎頭直接長在肩膀上」。
木頭橛子繼續深入，孫丙的嚎叫再也止不住了，他的嚎叫把一切的聲音都淹沒了。終於，木頭橛子的另一頭從孫丙的肩頭冒出來。劊子手原來的設計是想讓檀木橛子從孫丙的嘴巴裡鑽出來，但考慮到他生來愛唱戲，嘴裡鑽出根木頭橛子就唱不成了，所以就讓橛子從他的肩膀上鑽出來。
此後，孫丙被放置在高臺上存活了五天。袁世凱下令必須讓孫丙活五天。五天之後，是鐵路的剪綵儀式。這五天裡，孫丙滿身膿血和蛆蟲，由於內臟沒有受傷，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由於他在不斷流血，很容易提前死亡。於是，在劊子手的建議下，他又被灌入參湯以維持生命。
我遍查古籍，沒有發現「檀香刑」的條目，只有與之類似的「抽腸」——這一酷刑誕生於春秋時代，古語「萇弘化碧」說的就是此一事件：萇弘是周敬王的大夫，傳說孔子曾向他請教音樂方面的知識。他被以活生生地抽去腸子的方式處死，體內流出的血變成碧色。
此後，朱元璋改進了這一刑罰：把一條橫木桿的中間綁上一根繩子，高掛在木架上，木桿的一端有鐵鉤，另一端縋著石塊，像一個巨大的秤。將一端的鐵鉤放下來，鉤入犯人的肛門，把大腸頭鉤出來，掛在鐵鉤上，然後將另一端的石塊往下拉，這樣，鐵鉤的一端升起，犯人的腸子就被抽出來，高高懸掛成一條直線。犯人慘叫幾聲，不一會就氣絕身亡。
張獻忠從朱元璋那裡繼承這一絕活，只是更加簡捷，也更加可怕。先用刀從人的肛門挖出大腸頭，綁在馬腿上，讓一人騎著這匹馬猛抽一鞭向遠處跑去，馬蹄牽動腸，越抽越長，轉瞬間抽盡扯斷，隨即一命嗚呼。
硬拗華麗展演
錯誤合理化暴力
莫言筆下的「檀香刑」堪稱「更上層樓」。在電視節目《讀書時間》中，女主持人李潘忍不住問莫言說：「您寫酷刑的殘忍令人毛骨悚然。您為什麼要如此不厭其煩的，精細地刻畫描寫那種殘酷的施刑細節？這樣的感官刺激有必要嗎？」
莫言不慌不忙地回答說：「很多人都這麼說，我也想，是不是太殘酷了一點？其實中國的老百姓一向把酷刑看成是一種最隆重的戲劇。而劊子手在施以酷刑的時候，本身也認為是進行了一次戲劇表演，對於他們來說，執行完一次大刑就像完成了一次藝術上的創作，就像趙甲那樣。所以我感覺我是在寫戲，而不是面對一個非常真實的酷刑。所以我可以寫得很華麗、流暢。當然，在很多的時候，寫到那些殘忍的細節，我的神經也是很受刺激的，只想把它儘快寫完。我很痛苦。但對作品來說，這樣的描述又是必要的。」
《檀香刑》凸顯了包括莫言在內的絕大多數中國當代作家在思想能力上的缺陷和在精神向度上的偏差。莫言放棄了有理性的現代公民的價值立場和美醜判斷，將義和團運動的發生歸結為一連串偶然事件的結果，是「個人悲劇的擴大化」。實際上，義和團運動是對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的反動，是中國在近代化進程中難以避免的「痙攣」。莫言的虛無主義歷史觀大大干擾了人們對慘痛歷史的透視，將一種用藝術形式加以包裹的、錯誤的歷史觀念傳遞給讀者。
晚近一個世紀以來，革命和暴力是中國歷史的主流。在社會進化論的旗幟下，暴力獲得不證自明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文化和文學成為暴力鼓吹手。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對人的評價遵循此一原理：堅硬、冷漠、剛強、大公無私成為典範人格，也就是「雷鋒人格」——「對待敵人要像冬天一般冷酷無情」。究竟誰是敵人？誰是朋友？則任由領袖隨時隨地置換。
暴力不再是恥辱，反之，溫情成為缺點；暴力不再受到遏制，反之，誰使用暴力誰就掌握了「歷史的發展方向」。這種全社會普遍存在的「戾氣」，與明代末年的世風極其相似。學者趙園在研讀明末清初的筆記史料時指出：「你由當時的文字讀出對殘酷的陶醉……那種對暴行的刻意渲染，正令人想到魯迅一再描述過的『看客』神情。這裡有壓抑著的肆虐、施暴的願望。……似乎唯血色方可作為那一時代的標記，也唯血色才足作為士人激情的符號。」
現實社會中的殘酷與歷史和文學書寫者的殘酷互為因果，民間的「血海深仇」與士大夫的偏執慘刻相互作用。在「正義」的旗號下，文人們以賞玩的姿態面對酷刑和虐殺。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由政治的暴虐，追索造成人性缺損的深因，正如趙園所論：「王夫之的犀利，尤在他對隱蔽的暴力傾向的察知，如已成風尚的苛酷刻核。……細細看去，總能由士人的誇張姿態，看出壓抑下的緊張，生存的缺少餘裕，進而感到戾氣的瀰漫，政治文化以致整個社會生活的畸與病。」
同樣寫劊子手
霍桑人道精神出發
對照莫言對暴力敘事的沉溺，我想起美國作家霍桑的一篇名叫《古屋雜憶》的散文。古屋外是美國獨立戰爭的古戰場，有一座簡陋的墳墓。那是兩個英國士兵的墳墓。他們從波士頓行軍趕來，隔河一陣排槍，便結束了他們的戰爭生涯。
作為美國作家，偏偏對敵國侵略者的英國士兵感興趣。霍桑講述說：那天是四月的一個早晨，牧師古宅的後門，一個青年僕人正在劈柴，忽然橋的兩頭，廝殺之聲大作，他就匆匆放下工作，手提斧子，趕去看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等到那人趕到，英軍已被打敗，美軍在後追逐，戰場上沒有人了。地下躺了兩個英國兵：一個已死，另一個看見有人跑來，就用雙手雙膝把身體撐起來。青年舉起斧頭——這該是一時的衝動，並無什麼目的，也未加思索——向傷兵的腦袋上，狠狠砍下，把他砍死了。
霍桑有什麼感想呢？他寫道：「這個故事很使我感動，我常常替這個青年人設想：那時戰爭剛剛開始，人性的尊嚴還沒有喪失，隨隨便便殺死一個人無異是謀殺，這個青年人的內心是不是會因此懺悔呢？他下半輩子的生活該是多麼痛苦呢？我常常拿這些問題來拷問自己，作為一種理智和道德上的訓練，藉此更認識人生。關於美國獨立戰爭，歷史記載的書已經不少，可是這一則小小的故事，給我的印象最深。」這段話讓我久久不能釋卷。一個有人文精神和人道情懷的作家會從此種角度思考人生，霍桑超越了具體的歷史事件，對人性提出嚴峻質問。相反地，莫言完全迷失在講述暴力和殺戮的快感中。
（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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