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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

文化週報》每個人每座城市 都有自己的六四 ◎余杰

2019-06-02 05:30

◎余杰

●寫一本關於六四的書有多難

再一次與林慕蓮見面,是在台北慕哲咖啡舉辦的《重返天安門》新書發表會上。上一次的見面是十多年前在警察如影隨形的北京,林慕蓮採訪我,便衣警察在一旁毫不掩飾地監聽,試圖施加心理壓力,讓我們的表達「點到為止」。這是在北京的西方記者和接受採訪的異議人士的生活常態,我們需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質,才能假裝這些肆無忌憚的警察像空氣一樣對我們無害。

林慕蓮《重返天安門》(八旗文化提供)

如今,在台北市中心這間擁擠悶熱卻無比自由的咖啡館,我們終於可以暢所欲言了。華人世界唯有台灣可以出版此類六四題材的書籍。2015年,香港銅鑼灣書店系列綁架案之後,香港出版業尤其是政治類書籍的出版全面崩壞。早在六四屠殺25週年之時,《重返天安門》一書的英文版就由牛津大學出版社推出,牛津在香港有中文出版的分支機構,但中文版被冷凍五年之久,出版之日遙遙無期。林慕蓮說,她對中文版的看重超過英文版,因為最應當了解這段歷史的應當是中國人。最終,中文版得以在台灣出版,台灣有理由為之驕傲。

寫作過程超保密 電腦從沒連過網路

討論六四問題,對於生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而言,是一件相當危險的事情,更不用說寫一本關於六四的書。很多中國作家為此付出沉重代價,比如廖亦武曾因為複製幾百份長詩《大屠殺》在朋友圈中傳播,而被捕入獄、備受酷刑折磨,最終流亡德國。即便對於一位持澳大利亞護照的外國記者來說,寫作關於六四的書,仍然不是輕而易舉的選擇。林慕蓮在新書發表會上坦承,在寫作這本書時,她的孩子與家人都生活在中國——她的女兒剛好跟我的兒子一樣大,都出生於2008年。顧慮家人安危,她也曾猶豫再三、欲語還休,但她堅信,「歷史事實不應該被挾持,服從與共犯的界線已經變得微乎其微」,所以還是冒著危險開始這本書的採訪和寫作,開始這項「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的志業,用蘇聯異議作家索忍尼辛的話來說,這是「牛犢頂橡樹」。

在警察國家的首都,在「數位極權主義」肆虐的共產黨統治中心北京,外國記者的身分本身就具有危險的顛覆性。林慕蓮知道,一切都必須小心翼翼、謹言慎行。她告訴牛津出版社的編輯,在書稿完成之前,他們不能在電子郵件或電話中討論這本書的寫作和編輯工作,這種做法脫離了西方出版界的慣例。她最終完成的書稿,跟最初跟編輯討論的內容已然大相逕庭,她反倒擺脫了編輯的束縛,享有了「百分之百的寫作自由」。當然,為了防範中共干擾,她使用一台「從不上網」的筆電寫作,書稿存放在臥室的保險箱內。包括若干受訪者在內,幾乎沒有人知道她在寫這本書。

●發生在成都的錦江賓館屠殺

《重返天安門》一書中最重要或最獨特的部分,是關於四川成都的鎮壓情況。長期以來,關於六四屠殺的敘述都集中在北京,「天安門」這個詞語本身就是帝都北京的象徵。這種對北京的過度關注,是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央集權模式的延伸——北京膨脹到吞噬掉北京之外全部的中國,讓人以為唯有北京才值得被書寫、被記錄。

然而,雖然八九民運主要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但中國各大城市先後都爆發了遊行、示威、靜坐、絕食,最後都遭到當局的殘酷鎮壓。縱觀全中國,參與人數之多、持續時間之長、民眾與軍警衝突之劇烈的城市,成都僅次於北京。所謂「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人在歷史上以有「反骨」著稱,歷代反抗中央暴政的四川勇士前仆後繼、不絕如縷。當年,上街遊行抗議的成都學生和市民有數十萬人,他們模仿北京的學生和市民,佔據了市中心的天府廣場,高峰時有一千七百名學生參與絕食。

為期7週的八九民運,中國政府以「維持社會穩定」為由派出軍隊鎮壓,手無寸鐵的抗議民眾拿起石頭怒砸坦克車以表不滿,並站上傷痕累累的坦克車要求改革開放。(美聯社檔案照)

抹黑民運成暴行 自導自演商場大火

林慕蓮尋訪那時在當地的美國外交官、留學生、教師、商人,取得美國解密外交電報,並獲得一份由中共老黨員撰寫、秘密帶出國的報告,又翻查政府年鑑及官方出版的《成都暴亂始末》,道出「成都天安門」的鎮壓細節,尤其是錦江賓館屠殺的真相。

六四那一年,我是16歲的少年人,生活在成都郊區,並未目睹抗爭與鎮壓的過程,但我聽聞市內最大的百貨商場「人民商場」被焚燒的事件。官方宣傳機構定調說,這是「暴徒」的「暴行」的一部分,為了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鎮暴是必須的。林慕蓮則在書中指出,這件事很可能是中國版的「國會縱火案」,因為這家國有商場事先得到通知,組織員工從容不迫地搬走店內較為昂貴的商品,其搬運過程還有照片為證。可以作出合理的推測,是共產黨一手策劃此事件,給血腥鎮壓提供理由。

書中披露的錦江賓館屠殺,就連做為成都人的我亦前所未聞。六月六日,軍警追殺民眾,有若干民眾逃入錦江賓館的院子,試圖入內尋求庇護,因為美國領事館和很多外國人都在這間成都最高檔的賓館內,卻被賓館的保安拒之於門外。若干西方人士親眼目睹了武警進入錦江賓館,用鐵棒毆打走投無路的、已被制服的市民,「用鐵棍把那些人的腦袋敲碎」,「他們一個人一個人地殺人,那些還活著的人不斷哀求他們給一條活路」。後來,更有人看到一堆堆沙袋疊放在飯店的院子裡,而且有一個沙袋在動——沙袋裡裝的是此前躺在地上的人。再後來,這些沙袋被吊上卡車運走,「很多人肯定是死了,腦漿流到地上」。

1989年5月14日,學生及地方人士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絕食抗議,提出改善經濟危機、杜絕政治貪腐,以及追求民主政治、新聞自由等訴求。(法新社檔案照)

鐵棒亂毆裝麻袋 扔上卡車活活悶死

2019年5月31日,《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當年的目擊者之一、現任美國國會議員的安迪.萊文(Andy Levin)的訪談。30年前,萊文是密西根大學亞洲語言及文化系的博士生,他的研究對象是亞洲的佛教,希望經過四川進入西藏做田野調查,無意中成為這場屠殺的見證者。當時,他走到一名正在殺人的士兵面前,用英語對士兵喊道:「你不能這樣做!你這是在沒有任何正當程序的情況下殺人。」他不會說普通話,而那名士兵肯定不會說英語,對他不予理會。很快,一些警衛把這個膽大包天的外國人趕走了。萊文回到房間的陽台,氣得渾身發抖,卻又無可奈何。他發現,士兵們將屍體和奄奄一息的受害者裝入麻袋,扔到大卡車上,就像他們是一袋袋馬鈴薯。「如果那時那些人還沒有死,那麼壓在下面的人很可能會窒息而死。」凌晨3點剛過,他們就把車開走了,沒有人知道屍體的下落,受害者的命運不會比納粹焚屍爐中的猶太人更好。究竟有多少人死於錦江賓館大屠殺至今仍然是一個謎,正如究竟多少人死於北京的天安門屠殺也眾說紛紜:從25人到300人,沒有一個數字可以被確定。

2019年5月30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摩根.奧特加斯在公開聲明中第一次稱六四事件是「大屠殺(full-on massacre)」,這個詞用來形容發生在北京、成都以及其他地方仍被隱藏的屠殺是恰如其分的。

●那些學生領袖不是英雄,而是心理受創者

不僅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六四,每個人也有自己的六四。六四之後,很多親歷者尤其是著名的知識份子和學生領袖,甚至像趙紫陽這樣因六四而出局的高級官員,都先後出版了關於六四的個人回憶錄、傳記以及歷史研究著作。但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些著作固然提供了不少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卻也有意無意地遮蔽了另一些真相。這些著作中大都缺乏巴赫金(Mikhail Bakhtin)論杜斯妥也夫斯基小說的那種「複調性」,不由自主地將自我英雄化、聖潔化,並將對方小丑化、妖魔化。他們急於捍衛或者塑造自己的歷史地位,卻發現這一切宛如沙灘上的城堡,禁不住潮水的衝擊。在這些著作中,劉曉波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是一個異數,極少有中國人像劉曉波那樣無情地解剖自己,解剖到令其他人產生嚴重不快的心理反映的程度。

林慕蓮筆下的六四當事者,具有以前絕大多數著作中少有的複雜而矛盾的面向。林慕蓮沒有將劉曉波以及學生領袖們當作毫無瑕疵的英雄看待,她觀察到並呈現出他們在與極權主義抗爭過程中的傷痕累累,他們無可避免地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腐蝕,他們在「去留肝膽兩崑崙」的選擇中的失落與困惑。尤其是那些當時只有18、19歲、是幼稚的大學本科生的學生領袖們,生命軌跡被六四攔腰斬斷,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既享受了雲端的榮耀,也品嘗了低谷的孤獨。

人生停留在六四 走不出失敗的屈辱

在這本書中,林慕蓮目光犀利,下筆溫情:「他們或許應該要接受心理治療。然而取而代之的卻是無所不在的花束、紅地毯,還有令人迷失自我的鎂光燈。他們備受崇拜、所向無敵,直到突然有一天,這些年輕的流亡者發現鎂光燈與奉承都消失了,他們孤身一人,被困在一個陌生世界,甚至連表達自己的能力都沒有。潮流轉向了,而他們是前一波浪潮留下來的漂流物。媒體是他們的唯一盟友,然而……這些盟友是多麼反覆無常。」他們中的很多人,直到30年後還沒有從嚴重的創傷中痊癒,甚至不知道自己病得有多重。

比如,柴玲屢次發出令人費解的公開言論,甚至引發天安門母親的嚴厲譴責,其實如果將柴玲看作是一名病人,如同從戰場上撤退下來的、患了戰爭綜合症的士兵,就很容易理解她那些脫離常理和常識的言行了。他們似乎被定格在六四那一天,從此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一輩子背負著失敗者的屈辱。

比如,林慕蓮筆下做為第19號通緝犯的張銘,沉溺在主張放棄的道家思想和用中醫拔火罐來治療獄中落下的頭痛的實驗中,對比他年輕整整一代的妻子絕口不提自己六四的經歷。

林慕蓮也寫出了反對者陣營內部的分歧與敏感的關係,天安門母親彼此之間以及天安門母親與劉曉波之間,既有相濡以沫的情誼,也有真實的隔膜。

●遺忘是活著的先決條件嗎?

林慕蓮給中國一個特別的定義「失憶共和國」。在中國,對大多數的人來說,坦克和槍彈奪去了人們的安全感,讓人們以為唯有停止談論過去才能自保,他們轉而支持物質利益至上,並成為掩蓋真相的沉默幫兇。林慕蓮描述了有一次在天安門廣場上擠在人群中觀看升旗儀式的經歷,那些被民族主義激情控制的普通人,全然忘記了這裡曾是大屠殺的現場。她寫道:「人特別容易遺忘,因為他沒有從內心清理自己行為的過程。中國的政治教育就是讓你遺忘——遺忘這個政黨不好的地方,只記住好的東西。所以對個體會產生巨大的摧毀作用。因為他們只知道什麼東西對自己是有利的,這會導致一個國家的民眾像動物一樣生存。為了掠奪自己的利益,什麼都可以不顧:對內心的,對文化的,對自然環境。」她形容說,中國歷史宛如一種沒有始末、內外不分的「莫比烏斯帶(Möbius strip)」,無止境地循環著自我毀滅,一代傳過一代,這都是源自於集體失憶的後遺症。

六四遺忘症 政府推動、人民是共犯

派駐北京期間,林慕蓮驚訝發現,不僅中國的一般老百姓對天安門事件默不作聲,即使是在頂尖學府、受過嚴格學術培訓的大學生都對此一無所知。她拿全球知名的「坦克人」照片詢問了100位在北京4所大學就讀的大學生,只有15位能正確辨認該照片的意義。而這15位學生或是選擇對此敏感議題避而不談,或是甚至內化了中共的官方意識形態,相信對天安門事件的軍事鎮壓是「正確」的處置——這是中國首富、阿里巴巴老闆馬雲的名言,馬雲說,鄧小平下令「六四」鎮壓,「這不是一個完美的決定,但這是一個最正確的決定。」對於唯利是圖的當代中國而言,毛主席的話或許不再是真理,但馬雲的話一定是真理——當然,馬雲還說過另外一句話:「我的錢就是黨的錢。」

1989年6月4日,一名男子以肉身抵擋開往天安門「鎮暴」的4輛坦克車,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的對比震撼畫面,成了六四天安門事件最具代表性的一張照片。(美聯社檔案照)

譴責中共的邪惡與殘暴,是大多數關於六四的著作的固有立場。但是,這種譴責往往將自己排除在外,並將共產黨與中國人民隔離開來:黨很壞,人民是好的,至少是無辜的。但林慕蓮在完成這本書之後,卻悲哀地發現,「席捲全中國的『遺忘症』不僅來自政府由上而下的推動,人民也是共犯,且樂在其中。遺忘是一種生存機制,一種從環境中習得的天性。中國人民已經學會了對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不聞不問,為求方便,他們讓自己的大腦留下錯誤的記憶——或者讓真實的記憶被抹除。」於是,後六四時代的中國,成為災難深重的中國:從SARS病毒到四川地震,從毒奶粉到毒疫苗再到非洲豬瘟,都是六四後遺症以不同的方式爆發。反過來,因為災難實在太多了,中國人便採取遺忘歷史並對現實視而不見的方式,像快樂的豬那樣活著:只要下一個被宰殺的人不是我。

(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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