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之夢、文化之愛》（允晨文化）在台北的出版座談，鄭欽仁和李永熾兩位台大歷史系教授都出席與談，他們也是《一個詩人的台灣守望一九九九─二○一八》系列六冊套書的推薦人，有文化格局，對台灣的國家有憧憬。
這兩位已先後從台大歷史系教授退休的學者，具有知識分子的典型性。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美麗島事件發生後，一份事前已連署備妥的大專院校教師支持統治當局名單，在報紙以廣告形式發佈，少有人未參與連署，鄭欽仁、李永熾是少數不從者。
這份事件前已連署的聲明，預示了美麗島事件未暴先鎮的統治權力作為，備以為當局美言，為政府宣傳之用。在台灣的大學裡，包括台灣大學，戒嚴時代，文史學者大多被黨國體制牽繫著，本質上也率多保守中華文化論者，對民主的意義沒有守護之心。鄭欽仁、李永熾風格獨具，對獨裁統治有異議分子風骨。
鄭欽仁是中國史學者，對中國歷史存在的封建、保守性，極有研究。一九八○年代，他對中國結的批評、他的命運共同體論說（謝長廷引用，李登輝也延伸，但以「生命共同體」述之，是語意的疏忽。）對台灣追尋主體性統合具有啟示性。
李永熾是日本史研究者，對思想史的接觸投入甚多，也是翻譯家，經由日文譯介了許多論述，兼及了文學。他參與「澄社」的創辦，是一位自由派、有社會意識的學者。
美麗島事件前後《台灣政論》、《美麗島雜誌》、《八十年代》，以至《首都早報》，鄭欽仁、李永熾都是參與者。一九八○年代末，更與許多學者共同創立「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彰顯了知識分子介入的精神，對台灣的民主化、獨立化，戮力甚多。
兩位都是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後，在東京大學深造的台灣人知識分子。在戒嚴體制下，從知識的視野體現對民主、自由的追尋。不像許多人被威脅、利誘加入中國國民黨。（民進黨有許多人也曾是。）顯示某種文化病理。
台灣應該對真正的知識分子有更多的尊敬和重視，而不只是崇拜政治人物。在意識形態和利益形態牢結裡，許多讀書人被綑綁，無法真正脫出，也非知識分子。從一九七○年代（事實上，更早在一九六○年代就有從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覺醒起來的知識良心。）
一九八○年代更積極展開的民主化、自由化推進，為何不能真正成功？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行動的角色扮演，存在著缺陷，也是原因之一。因此，再體現鄭、李兩氏的知識分子風格，極為重要。
（作者李敏勇，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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