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有戒急用忍政策留下的半導體產業、石化及穩健的金融體系，支撐當今的台灣經濟。政府應好好利用此次中美經濟角力之機會，限縮對中國之投資，把經濟主體性由中國拉回台灣。（路透檔案照）高雄市長韓國瑜日前在一場論壇上表示，「台灣本來是亞洲四小龍的老大，卻退步至今，整個鬼混了二十多年。」四小龍是指台、韓、星、港，但是新加玻、香港是城市經濟，絕難與中型國家來比較，四小龍中台灣可以做鏡比較的國家只有韓國。韓國土地十萬平方公里，人口五一五○萬人，土地人口超過台灣二倍多，所以，有其規模優勢，與其比成長，台灣必然吃虧，但勉強還可以拿來做鏡。
台灣與南韓均曾經為日本殖民地，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統治韓國三十五年，有十五年之差，所以台、韓之近代化進程，台灣在基礎建設、社會軟體建設都優於韓，韓又在戰後承受韓戰戰禍，大約到一九六○年才復原，所以台、韓經濟成長軌跡之比較應可以一九六○年為起點。
一九六○年韓國ＧＤＰ為三九○億美元，約為台灣一七○億美元之二．二九倍。因人口亦為台灣之二．四倍，兩者平均所得可以說相埒，台灣稍微高一點點。但以後的發展就有差異。
第一階段之一九六○至一九九九年三十九年間，台灣經濟成長遠優於韓國，一九九九年韓國之ＧＤＰ只為台灣的一．五九倍，由一九六○時之二．二九倍縮小至一．五九倍，顯示台灣經濟成長比較快速。台灣成為韓國追隨之目標，韓國亦屢屢派員來台取經。台灣領先韓國之主要因素是台灣有較完善的基礎建設、社會軟體，加上台灣較韓國早採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策略，台灣人也比較勤儉。
二○○○年後，台、韓之比較進入第二階段。台灣領先韓國之局，到了二○○○年以後就被倒轉過來。至二○一六年，韓國之ＧＤＰ再度超越台灣之兩倍以上，達二．六六倍。為甚麼？這期間，台灣與韓國在政治環境、國內經建政策上相異不大，若有不同，只有兩國對中國經濟往來之冷熱有很大差異。台灣在中國「以經促統」政策誘惑下，傾國投資中國，把經濟成長的動能之一大部分轉移到中國，但韓國無此現象。
台灣人口約為韓國之二分之一，ＧＤＰ亦在二分之一上下，是以依比例原則，台灣對中國之投資金額在正常情況下，應為韓國投資中國金額之二分之一。但實際上台灣對中國之投資自二○○○年後急遽增加，扁政府八年期間達五○三億美元，為韓國之一．六九倍。馬政府時代推動「一中市場」政策，與中國簽署ＥＣＦＡ，力倡與中國密切結合，馬政府八年對中投資達九○○億美元，為韓國對中投資之三．五八倍。若以人口及ＧＤＰ之比例來換算，台灣投資中國之密度（狂熱度）為韓國之七．一六倍。將可投資之資金過度挹注中國之結果，是國內投資急遽下降，投資率由二○○○年的廿六．八三％降到二○一五年之廿．一九％。換言之，台灣經濟動能約三分之一是轉移到中國。台灣經濟不落後韓國才怪。
海外投資主要目標應為協助國內產業確保海外市場，但我國二○○○年以來所採「以中國為生產基地」的投資策略，不但蠶食了國內既有生產，生產線外移，給勞工飽受廿二Ｋ悶經濟與失業之痛苦，國內投資之萎縮，壓低了國內消費，經濟成長率下降，馬政府最後一年之經濟成長率只達○．八一％，最後一季為負的○．三％，即是明證。即便蔡政府執政，兩岸進入冷和，台灣對中國之投資熱度仍然是韓國對中投資之四倍，這也是經濟雖然止跌，但人民無感，成為引發「韓流」之主因。
是以，台灣之由四小龍脫隊，不是台灣國民不努力，而是因「商人治國」、「台商萬歲」之社會氛圍下，把商業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的錯誤經建政策之必然。
亡羊補牢時猶未晚。所幸，台灣還有戒急用忍政策留下的半導體產業、石化及穩健的金融體系，支撐當今的台灣經濟。政府應好好利用此次中美經濟角力之機會，限縮對中國之投資，發揮台灣經濟之強項，把經濟的主體性由中國拉回台灣。
遠離中國，台灣就會重回過去傲視韓國的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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