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國會這幾週多次表決各種脫歐或不脫歐方案均未過關，國會議員在留與不留歐的光譜中間，各自搶站想像的位置，使英國國會運作陷入愚人節似的僵局。類似情況過去在各國並不少見，但取捨是民主常態，我國政府為拚經濟推出的「新經濟移民法」、「海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等既以鬆綁為前提，即使各部會、立委間想法都有不同，且公平、照顧弱勢都很重要，但都不應耽擱了法案的急迫性。
經濟競爭不等人，而且現實很殘酷。經濟學家揭露經濟規模的長期變化，能讓人看得更清楚。若以二○一○年的美元價值衡量，在一八七○年，德國及加拿大的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GDP）都是二千多美元，英國及美國則超過四千美元，到了二○一○年，這四個國家的每人GDP均超過三萬五千美元，不過，最初排名第一的英國落居最後；而在一九○○年，阿根廷的每人GDP已超過二千三百美元，墨西哥不到一千二百美元，中國僅七二三美元，但二○一○年時，阿根廷只成長到一萬五千多美元，墨西哥一萬四千多美元，中國則是七千五百多美元。
GDP做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雖常被批評，但如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N. Gregory Mankiw在基礎經濟學教科書中強調的，GDP較高經常代表能夠提供更好的生活水準、更好的教育、醫療，以及更多成長的機會。
在歷史的淘汰賽中，有些國家落後了，少數國家竄出頭；二○一○年之前的一百一十年間，阿根廷平均每人GDP成長為六倍多，而與阿根廷每年的平均經濟成長率相差不到○．五％的中國，則成長為十倍。不過，只有少數國家能從落後往前邁進，一九六○年以後，美、日、德、法等站在領先群的國家，依然以累積的更多財富、提供更好的教育，並以更好的技術，維持了前幾名的優勢。
若與企業的浮沉比較，這樣的趨勢也相當合理，規模、獲利較高的企業，能提供更好的薪資福利，吸引更優秀的人才，也有更多資源進行研發、布局市場，在競爭中，更能一直居於上風。從落後至領先，力量要加倍；停愈久，輸愈多，也更令人焦慮，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日本。
政府影響經濟可以採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及結構性改革等，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二○一二年提出的安倍三箭，就架構在上述三個面向上，三箭齊發的效果，正負評均有，不過，終於使蒼白已久的日本經濟稍稍有了血色。
我們也處在走向成長趨緩的路上，不過美國傳統基金會「二○一九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我國排名是全球第十名；在世界經濟論壇二○一八年度競爭力報告，為全球第十三名；而二○一九博鰲亞洲論壇大會發布「亞洲競爭力報告」，也將台灣排名第二，不論技術或人力素質都有優勢，依然在領先群，這些是成長的基礎。
有良好的競爭力，還要能加以應用，而引進資金及人才都是快速改變沉悶經濟的方法，因此，去年十一月經行政院會通過的「新經濟移民法」，及本週送行政院審議的「海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都有迫切性。然而，台灣不缺人才與資金，二法的目的都不是只要人和錢，而是要找到需要的人及錢，從這個方向檢討，引進來的人力及資金，應有明確的用途，並到該去的地方，且有嚴格的規定及追蹤方法；至於公平、照顧弱勢等其他目的，恐怕必須由其他法規做更完整的保障。
經濟發展不能僅依靠政府，安倍三箭是否有效見仁見智，而即使沒有政府，民間還是必須且能自然發展經濟，民間投資、消費及進出口在經濟發展中占有絕大部分，政府能做更多的是引導資源更有效率的使用。
社會是動態的存在，人的偏好與想法都會改變。如果企業必須審時度勢，生產切合需求的商品，才能生存，政府更應以彈性的態度，滿足大眾現在及未來的需求，既要鬆綁法規，也應揚棄舊思維，並從組織、預算分配著手，改變拚經濟的手段。行政院組織再造將近十年，依然有多個部會擺不平，經濟及能源部、交通及建設部、農業部等歷經多年未解決，這些也無一不與經濟表現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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