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台灣為什麼不拍政治劇?——《國際橋牌社》正視騷動的九〇年代

製作人汪怡昕曾為前總統李登輝拍攝紀錄片,為此進行超過100小時的訪談。(記者林正堃攝)

專訪◎記者藍祖蔚、何宗翰 攝影◎記者何宗翰

《國際橋牌社》製片汪怡昕。(記者何宗翰攝)

《國際橋牌社》監製馮賢賢。(記者何宗翰攝)

美國政治影集《紙牌屋》(取自IMDb網站)

美劇《紙牌屋》曾經讓多少劇迷癡迷相隨,看著男主角如何翻雲覆雨,從國會議員一路騙進了美國白宮?

南韓的光州事件,就曾經讓南韓影人拍出了《華麗的假期》、《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票房火紅,投資人個個笑逐顏開,劇組人員更是頻頻得獎,心血沒有白費,更重要的是讓不少「外國人」都讀懂了南韓民主化的近代史,看到南韓人從歷史黑暗角落走出來的尊嚴。

台灣即將出現第一部政治電視劇《國際橋牌社》,透過總統隨扈、日本間諜、台派餐廳老闆、報社記者、黨工等5個虛構角色重現90年代台灣情境,見證風起雲湧的台灣民主化、政黨輪替歷程。「網路上常看到酸民說:『台灣為什麼不拍這種電影?』」《國際橋牌社》的製作人汪怡昕說,做市場調查時發現台灣人一聽說要將台灣90年的民主化故事拍成影集,每個人眼睛都一亮,顯然大家對這商品有渴望、坊間又沒有同質性產品,這就是台灣政治劇集的契機。」

挺身觸碰政治 「頂多被貼標籤少賺錢」

過去沒人敢拍,「不是我們的故事不精彩,而是我們心中自行設限。如果作品拍得好,市場可以成功,可以回收金流成本,這不就是全新的原創台灣IP嗎?」汪怡昕曾為前總統李登輝拍攝紀錄片,在超過100小時的訪談中,他發現過去這些「國內事件」,背後都曾受到美、中、日、韓等國牽制或折衷下的結果,「我們想自己的牌,但是我們也是別人手中的一張牌,出牌與叫牌之間,有滿滿的戲劇元素。」

「我就是天生反骨吧!」汪怡昕從小就被爸爸帶去聽黨外演講、看黨外書籍,喜歡讀台灣歷史,高中還參加過520農民抗爭運動,「我一直以來的疑惑就是,為什麼台灣人不能好好看自己的歷史?連說個故事都會遇到阻力?如果大家都因為懦弱而不做,那我就更該挺身而出!民主前輩付出生命或自由為代價,如今這個時代頂多被貼標籤,錢賺得少一點而已,有什麼好怕的!」

華人社會唯一民主國 台灣經驗彌足珍貴

監製馮賢賢說,美國的政治劇拍得很精緻、各有各的巧門,看久了卻也是在公式裡流轉,「但是台灣民主真的獨一無二,像台灣這樣一個長久被殖民、被戒嚴的國家可以快速民主化,3次政黨輪替都可以和平轉移政權,這對於全世界來說都是非常珍貴的經驗。」馮賢賢說這次選後全世界的人都在評價,聯合國的專家還跑來台灣告訴我們人權不能公投,顯見一個小小的地方選舉,其實全世界都在看,回響很大。

汪怡昕說,故事是否動人?關鍵在於你怎麼說故事,一聽到「台灣政治20年路」,這個題目,保證大家都轉台去了,可是「民主制度究竟適不適用於華人社會」?就會有很多人感興趣了,「世界各國每天都在關心中美貿易戰,華人社會除了台灣沒有另一個美式民主的國家,台灣民主化的經驗就無比珍貴,台灣人怎麼寫下這些故事?各國勢力又如何介入,肯定是會有國際市場的!」

「面對市場,商品一定要極度商業化,不是媚俗,而是找到最多人可以接受的元素,跟說故事的角度。」汪怡昕表示,「如果投資方永遠都是虧損的,或者在投資當下都是無法預測的、有賺錢當撿到的,投資環境無法建立,產業也就只能替人打工了。」

做足功課,找齊原始資料檔案,是任何政治議題劇集的必要工夫,汪怡昕找來台美關係的學者,從美國國會、司法部、CIA,以及日本內閣、澳洲情報局等處找來上千份當時的文件,包括當初劉泰英和卡西迪公關公司的簽約密件,紮實做出厚厚一本論文,影片都還沒開拍,一到三季的背景研究就已經完成,光是資料蒐集前製作業就燒了300多萬。

虛實穿插還原真相 與觀眾心照不宣就好

汪怡昕說,《國際橋牌社》不想搞正邪對立,而是在好看的前提下,加入愛情、諜報、懸疑這些元素,每個政治人物都會經歷造神跟幻滅的過程,在不同位置促進台灣民主前進,一直喊口號對年輕人反而無感,而是讓觀眾慢慢對號入座,持續發酵。「《國際橋牌社》不是宮廷解密或詳盡的歷史報導,我們不想對號入座,但是大家一定會對號入座,我們創造了虛構人物,就是希望更自由地去建構時代氛圍下真實的生命故事。」

因此,《國際橋牌社》的情節明明都指涉著真實的人物和事件,但是劇中人物和政黨都改了名,馮賢賢解釋,台灣沒有政治劇傳統,真人真名易起紛爭,換了名字避免法律訴訟,也保留戲劇詮釋,增加自行發揮的創作空間。汪怡昕說,大時代大事件大家都熟悉,在時代背景走過,換了名字,某些程度其實觀眾都看得懂,這樣就好了。

要碰政治議題,政治問題就會先找上你,恐懼與收買,都是立即且明顯的困擾。

《國際橋牌社》從找導演、編劇到演員都不時碰壁,「很多演員看過劇本後,都愛不釋手,但是一想到演出後可能引發的政治效應,有些人就打退堂鼓了。」這亦是《國際橋牌社》一直低調作業,不到最後時刻,不肯公開演員名單,就連導演和編劇的名字都列入機密。

中國要砸8億買斷 文化統戰不能不防

馮賢賢語重心長地強調,《國際橋牌社》是一齣很有機會國際化的戲,台灣演員很需要這樣的舞台跟機會,如果永遠把自己鎖進中國市場的話,就永遠被綑綁,連說故事的主體性都沒有,一直在做自我審查,「台灣最珍貴的就是自由,真要讓渡自由,我們還幹這行幹嘛?」

汪怡昕今年六月發佈籌拍《國際橋牌社》的消息,七月就有台商表達有投資意願,「共8季、至少要8億資金,對方居然一口答應,還說劇集很有意義,後續再多資金都可以,追問之下才拐彎抹角透露錢是從中國國台辦那裡來的。」

「這顯示中國一直很關切台灣的文創產業,一聽說這齣政治劇集得到3千萬元的輔導金,就急著要把我們給買了,一旦他們得逞了,台灣人說台灣故事的主體性就沒了,這就是中國無孔不入的文化戰略!」馮賢賢指出,中國統戰部在台灣的滲透無所不用其極,據說一年可以花100億做文化統戰,台灣有對策嗎?台灣要怎麼迎戰呢?「我不覺得政府有意識到來自影視論述的這場文化戰爭,我們再不應戰,只有不停挨打。」

集資是《國際橋牌社》最待突破的關卡,汪怡昕指出除文化部補助3千萬,一些公部門、媒體等單位,開始都說支持台灣原創數位內容,真要出錢時不是嫌這劇有點敏感、就是以經費不夠婉拒。「對很多在高位的人,愛台灣可能是用說的,說對了風向就可以沾光,得到利益,真要出錢出力時,就賴給別人來做,讓我很感慨。」

但是馮賢賢並不悲觀,她認為過去那些長久被視為政治禁忌、業界潛規則不能碰的、受中國因素影響的題材,才是台灣應該優先發展的IP(創意智慧作品),至於那些拿了補助還能去中國開發市場,然後做成一個去脈絡化、去台灣主體性的東西,文化部從定義上就不應該補助。

民主進程跌撞 台灣記憶要台灣人說

當然,天使投資的挹注也很重要。例如,今年在國際屢屢獲獎肯定的動畫長片《幸福路上》,當初先有金馬創投肯定、又得到輔導金,募資過程跟我們很類似,最後靠著50萬一股的天使募資籌到1千萬,完成了作品,現在天使投資人也陸續回收。《國際橋牌社》規模更大一點,希望最近能籌到兩千萬的資金。

「我們並不是只高喊理想的文青,入業界的經驗也很久了,不是天真地往前瞎衝,而是認真思考我們的作品在商業和產業上的意義。」4年前,汪怡昕製作了台灣第一個講228、白色恐怖的常態性電視節目《少了一個之後》,曾在乘客無預警的情況下,用今古交融的歷史實境手法重現了國軍槍殺八堵車站站員的事件,廣受好評;他也曾拍攝軍中人權黃媽媽陳碧娥的紀錄片《孤軍》,促成了海軍司令黃曙光代表海軍,首度向黃媽媽鞠躬致歉。「我把這些題材包括在一個稱做台灣記憶的IP裡面,透過紀錄片、電視節目、書等媒介來處理台灣記憶,可以容納不同konw how的人在產業鏈裡面,每一個題目都是長效型的。」汪怡昕對《國際橋牌社》充滿信心。

香港導演王家衛曾說,90年代的台灣是最動人的時代,清楚看見台灣解嚴後鬆綁的自由空氣、百花齊放的熱鬧活潑,所以他在《春光乍洩》時還拍下台灣的夜市小吃和捷運,用台灣當時的熱情四射,來對照香港97的無可奈何。馮賢賢說,90年代初期整個社會的氛圍是騷動的,覺得一切改變是有可能的,雖然混亂但基本上非常樂觀;做戲的人不提供結論,但台灣民主化是很勵志的故事,雖然不斷跌跌撞撞,一度也讓人覺得好像台灣快完蛋了,在30年內走到這一步仍是不容易的事,「台灣人其實經歷過很勃發、很勇敢的階段,台灣其實是很偉大的地方,我們希望重新訴說台灣故事,建立台灣記憶,希望這段歷史可以讓國人再次振奮,領袖可以自信一點。」台灣在《國際橋牌社》絕對不只是一張牌而已,馮賢賢和汪怡昕期待大家一起打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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