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甦棣（Stephen M. Young）
近四十年前，中國卓越的政治家、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揭櫫一個新的概念：「一國兩制」。他做此宣示的背景，是北京與倫敦正就香港在英國統治一個半世紀後回歸中國主權展開談判。在毛澤東的災難性政策落幕後，重掌大權的鄧小平啟動一項舉世矚目的經濟和政治改革計畫，企圖使中國在經濟、甚至在政治上躍進現代世界。他從當時南韓、新加坡和台灣等亞洲「小龍」的發展成就中獲得啟發，這幾個國家在其專制領導人治下，國內生產毛額（GDP）在整個一九六○和七○年代都出現兩位數的成長。
習近平對香港採取的鴨霸政策，已嚴重侵蝕「一國兩制」的整體概念，令人質疑中國白紙黑字所做的任何承諾是否算數。圖為2017年7月1日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監誓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誓就職。（路透檔案照）
當時，作風強勢的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甫上台，知道一八九八年清朝與英國簽訂決定香港地位的條約，希望與中國就某種安排展開談判，容許英國延長對這個國際經濟及商業中心的統治。然而，鄧小平有其他盤算。他表明，中國要將香港納入其掌控之下，此乃前所未有之事。
當倫敦一八四二年取得香港的控制權時，它只不過是大清帝國東南沿海一座岩石島上的小漁村。到了十九世紀末，英國已將此地變為一個欣欣向榮的貿易中心，並利用另行購置（租借）的土地，持續將這片領地打造成亞洲最蓬勃的商業中心之一。
以「鐵娘子」（Iron Lady）封號馳名的柴契爾夫人很快就認清，她在這場談判中幾乎無牌可打。前述決定香港地位的條約將在一九九七年到期，而且鄧小平堅持要求香港回歸中國版圖。務實的鄧小平意識到，一旦關於香港這個商業樞紐的協議管理不善，不僅會讓這座城市及其市民受損，還會連累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做為國際社會一個可靠夥伴的脆弱新聲望。
到了一九八四年，中英兩國已協商出一項安排，據此香港將於一九九七年回歸中國主權，但香港仍將享有一種被稱為「一國兩制」的特殊地位至少五十年，即直到二○四七年。鄧小平當時做出承諾，這項制度將足以做為解決棘手許多的台灣問題的模式。按照他對這個問題的構想，中國會好好地維護香港的卓越地位，台灣人民將會克服心中的疑慮，同意一項台灣在未來某個時間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議。
打從一開始，台灣領導階層就堅決排斥任何這類連結。隨著「一國兩制」成形，許多台灣朋友暗自希望中國對香港的承諾永遠無法兌現，以證明不應與北京達成協議的主張，會隨著時間過去更彰顯其正確性。
這些年來，筆者定期造訪香港和台灣，發現自己被這兩地的活力深深吸引。大多數港人決定給香江一個機會，雖然其中也有許多人設法取得加拿大、澳洲和美國之類對香港友好國家的國籍，兩面押寶以防萬一。這些港人的想法是，他們願意繼續在香港居住及就業，但若情勢在一九九七年後江河日下，還能藉由一本外國護照做為退路。
此時，北京和台北的關係也開始融冰。我記得曾在一九八○年代後期偶遇一些造訪中國的台灣觀光客。後來，我也高度關注台灣企業和資金在一九九○年代湧進中國市場的潮流，當時鄧小平的經濟政策為精明的商人，提供了在中國大陸展業賺錢的商機。
在台灣經濟繁榮與民主化的同時，中國的經濟也高速成長。隨著台灣的勞動成本增加，台灣企業開始將其製造和加工業務移轉到台灣海峽對岸的中國，以利用其較廉價的勞動成本，以及可靠的合夥關係（reliable partnership）。對參與其中的所有人來說，這股趨勢看似「雙贏」。
另一方面，英國國旗「米字旗」（Union Jack）從香港的天空降下，新設立的「特別行政區」（SAR）在一九九七年後取代英國主權，東方之珠依然興旺。民主開始在香港萌芽，中國也承諾此一趨勢在今後數年仍將持續且深化。於是有些人認為，既然香港回歸北京主權如此成功，香港在二○四七年前逐漸過渡為徹底的中國政治實體，將是水到渠成、比預期更順利。
然而，中國如今已進入習近平時代。習近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高幹之子，他和父親一樣，曾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迫害，後來才獲得平反。他從基層一路攀升，在二○一二年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過去六年來，他已將政治、軍事及經濟大權集於一身，成為自鄧小平以來權力最大的中國領導人。許多人相信，習近平的真正野心是成為第二個毛澤東，使得在中共名義上的政治局常委會集體領導體制下，向來與其他常委平起平坐的歷任最高領導人，均難望其項背。
讓我們回到香港。不論是集體領導還是「一國兩制」，習近平似乎都看不順眼。他對香港採取的鴨霸政策，已嚴重侵蝕「一國兩制」的整體概念，令人質疑中國白紙黑字所做的任何承諾是否算數。例如，北京廣受稱許的承諾─允許港人直選自己的領導人，先是全面直選立法會議員，接著普選特區行政長官（特首）。如今，這項保證已雲淡風輕，以致許多港人對未來感到絕望。
與此同時，台灣的民主發展卻讓全球觀察家為之驚艷。台灣不僅已崛起為強而有力的經濟發動機，還不斷地自我創新突破，始終是充滿活力的亞太地區最令人欽羨的成長楷模之一。此外，台灣也已成為一個成功的民主化象徵，自一九九○年代初期以來，已透過民主、和平的方式經歷數次政權更迭。
香港青年勇於發聲、要求真民主與自治的運動興起，對北京而言，已使事態變得複雜。對於在街頭抗議的香港青少年來說，二○四七年已不再是遙不可及的抽象概念。他們當中有許多人青春正盛，二十九年後將處於年富力強的壯年階段。倘若中國繼續背信毀諾，他們在香港的前景將朝不保夕。最近，由於當局禁止以自由派觀點馳名的講者在公共論壇發表意見，香港的言論自由已是風雨飄搖。
我們不得不納悶，老謀深算的習近平為何選擇在此時出手。他不僅讓香港政治陷入混亂，還導致中國誘使香港在政治、甚至在經濟上與中國進一步連結的吸引力大減，就像在台灣一樣。我們懷疑，習近平可能是擔心，容許這類更自由的做法，將會對香港這個中國大陸的門戶帶來不利的影響。
令人遺憾的是，倘若香港的回歸只不過是淪為專制中國的另一個成員，世人或許也只是搖搖頭，然後轉身離開。鑑於習近平對香港的冷酷無情，這種可能性似乎與日俱增。儘管如此，基於美國對台灣的政治支持與防衛承諾，台灣並非別無選擇，只能陷入北京的魔掌而無法自拔。在此同時，中國對待香港的作為，除了最天真的觀察家，台灣人民如今已不再對「一國兩制」存有幻想。
（作者楊甦棣，二○○六年至○九年擔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一○年至一三年擔任美國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國際新聞中心茅毅譯）
編輯精選
自由評論網粉絲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