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習慣稱中央研究院的全國最高學術機構進入第二十二屆，加入二十一位新院士，院士陣容增為二百九十五人。長期以來，中研院在台灣與中國，本國與外國籍院士成分的定性、定位仍然糾葛。
有部分院士和研究人員連署，希望另設外籍院士給包括中國的優秀學者，拔擢本國籍學者的台灣院士，以台灣的國家科學院定位中央研究院，但並未獲致結論。這個問題難以解決，凸顯了台灣的中華民國，民主化但政治並未轉化、國家未真實重新定位。
就像台灣的「中華民國」國家定位，有人認為是台灣，有人認為是中國—殘餘的中國，流亡的中國，甚至憲法意理仍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的虛構中國。中央研究院網羅一流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院士，被寄望能解決這種詮釋迷亂，但它自己其實也陷於意涵迷亂，如何被期待？
中國的中華民國時期，於一九二八年成立中央研究院（Academia Sinica），為國家最高學術機構，以拉丁文Sinica表示CHINESE。一九四九年，以史語所及少數院士隨流亡中華民國遷台，其院士組成並未充分顯示台灣，仍拘束在中國的定義裡。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另立中國科學院（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國家定位不清、國家意理不明，做為最高學術機構的中研院也一樣陷於這種糾葛。廖俊智院長出身化學暨生物學家，在科學界有其盛名，繼李遠哲、翁啟惠之後，均為台灣出身的卓越學者，但對於國家定位糾葛也無能為力。李遠哲介入了一些現實政治課題，面對的壓力可以想見。
科學面對政治，也束手無策。這個來自中國，就像「中華民國」被播遷來台灣，仍在中國的意理泥淖之中。終身職的院士們就像黨國體制時期的萬年國會委員、代表，台灣這個國家豈是台灣增額的委員、代表可以自我轉化的？鞏固中研院中國意理的院士兼為中國科學院院士者，大有人在。
台灣的經濟和台灣的政治就演示著台灣社會的身體，但文化卻陷於中國的心靈或精神牢結，這是戰後習慣於身體論的台灣的桎梏所在。中研院院士的象徵體系是這個樣子，戰後把文化權交給黨國控制的藝術、學術領域，除了少數覺醒者，也都這個樣子。在台灣社會，脖子以下是台灣，但脖子以上似乎仍是中國，套在對台灣最有敵意的現實中國。
脖子以上的中研究要如何面對脖子以下的台灣課題？或頭與身體分離，身體在地上行走，頭漂浮在雲海？除非中研院是台灣這個國家的最高學術機構，否則卓越的科學家們的頭腦只會是台灣這個社會的高貴裝飾。（作者李敏勇，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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