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顏厥安
我曾參與大學法修改改革運動以及幾個大法官解釋，當年也曾經歷政大一次非常接近於普選的校長改選（曾志朗與鄭丁旺競爭，後者當選）。台大目前的問題，可以說是從威權掌控逐步轉變為自由開放後，大學角色如何重新定位，制度如何調整的問題。
過去的威權掌控，不但台大、政大這一類國立大學校長，都是由蔣經國欽點，學校內有課外活動組、教官、人二等系統在監控，連各科系的「課程」，都由教育部統一規定。國民黨的教師與學生組織，可以大剌剌地活動，但是其他組織，連讀書會，都會遭到壓制。教授當然也沒有真正的學術自由。
民主化之後，很自然就出現一種直覺觀念，認為大學最重要的是學術自由，因此最好大學的「一切」，都要擺脫各種黨國威權體制的羈絆管束，最好徹底的解除管制，完全的大學自治。
但是也就在民主化初期，也廣泛出現了「反威權」不等於「私有化」，反威權，不等於完全脫離國家管制的聲音。這不僅出現在教育領域，也廣泛出現在金融、電信、媒體、社福等領域，也就是嘗試建立真正的「公共化」體制與責任。公共電視、NCC，乃至於國立大學繼續存續，都代表了這一股觀念。
不過有兩個力量，一直在阻礙貶損著這個「民主公共化」的努力。一個是國民黨的舊威權結構，當然不會因為「民主選舉」就立刻消散退去，還長期盤據在許多的體制角落與社會勢力內，只要看轉型正義到現在都很難實踐，就知道困難重重。台大校內對陳文成先生的紀念，或者政大要修改校歌、移走老蔣銅像等遇到的麻煩，也可以顯示大學校園內持續保守的狀態。甚至可以考察，本次「台大校長遴選委員」裡面，有哪幾位「萬年遴委」，也可一窺究竟。
不過另外一個力量可能更值得注意，那就是新興的「財團勢力」或金權，對公共體制的介入干預。國民黨的力量畢竟在民主化過程下，會越來越萎縮，但是在新自由主義推波助瀾下，財團勢力的不斷高漲，不斷嘗試「接管」各種公共領域，卻有難以遏阻的態勢。本次台大校長遴選爭議，關鍵爭議會出現在「獨董」資訊未主動揭露，其實也並不意外。
我想大家都樂見，一些當年協助打壓校園民主的人士，突然也開始舉起大學自治的大旗。但是民主化已經快三十年了，現在還在喊喊大學自治的空泛口號是不夠的。許多相關問題早已經建置進入「法治」的架構當中。而這些架構，是在國民黨、民進黨交替執政的過往裡，慢慢立法形成的，也經過許多調整，不是哪一黨單獨主導。
以目前的法規狀態，校長遴選委員會只是產生一位校長的「推薦人選」，制度上還要經過教育部的核定，以及最終的「聘任」，這樣的人事任命才會產生對外的正式效力。也可以把「校長遴選委員會」，解釋為依法接受大學以及教育部雙重委託來行使公權力，因此負有間接對人民以及公共利益負責的責任。
反過來看，教育部依法，也負有監督此一體制與程序「合法」進行的責任。當中的道理也很簡單：所有國立大學都是在政府「大筆預算」支持下，才得以經營運作。從過去的頂大，到現在的高教深耕，大學也都不斷爭取更多的國家預算補助。總不能拿錢要錢的時候，強調國家的高等教育責任；出問題的時候，卻又嚷著說，你不可以管我。
國立大學是一種「公共體制」，它固然需要相當的獨立性與學術自由，但是並不因此可以完全脫離公共責任與接受法律監督。別的不說，個別學者的升等、聘任等爭議，歷來也都可以進入司法體制來審查救濟，這還是個人權利的救濟哩。嚴格講，校長遴選委員會是接受公權力委託，其程序更應該完全受到教育部的合法性監督。
依照行政法院的一般見解，「合法性」判斷可以審查行政機關所為之判斷，是否「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不完全之資訊」。本次的台大校長遴選過程，出現未主動揭露候選人獨董身分，以及該公司副董事長就是遴委的疑似利益衝突狀態。我不便替教育部做出判斷，但是教育部確實擁有權限與責任，去審查本次遴選過程的合法性是否有瑕疵。如果有，就不應該核定該項人選之推薦，那當然也就沒有聘任的問題。但是教育部也必須公開說明，他的審查判斷基準是什麼，最好也能夠給台大指示，後續「合法」的處理方式是什麼。
有人認為，獨董已經是公開資訊，因此沒有揭露與否問題，問題有這麼簡單就好了。現在是資訊社會，有太多資訊都是公開的。政治獻金或不動產產權狀態，也都是某種公開資訊，往往也牽涉到很多利益衝突，但是大家都很清楚這些資訊嗎？
資訊公開，是給不特定人，如果有知的需求或利益，可以不受阻礙的獲取相關資訊。但是主動揭露，往往是針對特定決策程序內，為保證相關當事人，尤其是參與決策者，可以充分知悉所有相關重大資訊，以盡可能減少利益衝突的影響。所以已經公開的資訊，並不表示就不需要主動揭露。
我無從判斷本次候選人填寫文件中是否刻意隱瞞獨董身分。但是起碼對不少遴委與校務會議代表，甚至全校師生，是沒有充分盡到「主動揭露」的責任，有許多遴委與校務會議代表，在程序進行中是不知道此項資訊的。因此可以合理推斷，已經影響了遴委以及校務會議代表的心證與判斷。除非認為這個身分，對於做出人選判斷「不重要」。但是如果不重要，那又為何在曝光後要匆匆辭掉呢？
我想再談談這個個案。因為個案經驗有助於我們思考體制改革。首先，教育部選派了三個代表擔任遴選委員。我想要問，法律上，這三位代表的地位與責任為何？一般營利事業的公股董事是要接受政府指示的，因為他們不代表個人，而是代表國家或公共利益。我認為教育部的代表，也是代表國家或公共利益。當然，也許在校長遴委的情況下，應該多一些尊重該代表獨立判斷的空間，但是仍要顧及公共利益。因此我想主張的是，教育部代表可以有自主性，但是不能沒有公開性。也就是說，他們應該公開他們的投票以及判斷基準。尤其當爭議發生的時候，更有責任要說清楚講明白。
這就牽涉到國立大學校長遴選程序，在我國體制下，是一個「公共」的程序，而不是一所大學「私下」想辦法「延攬人才」，甚至「挖角」的過程。因此目前體制有一個最大的「自我矛盾」與缺點，就是校長遴選，從頭開始就一直是個公共也「公開」的過程，卻唯獨在「遴委會」的內部運作，竟然變成了一個「黑箱作業」。
之所以會這樣，部分因素是對美國大學校長遴選制度的浪漫誤解。沒錯，美國有不少大學在找校長時，是採取某種「隱密作業」的方式來爭取人才。但那是在美國特有的制度環境條件下所發展出來的「延攬／挖角」模式，台灣完全缺少那種環境條件。相反的，民主化以來，台灣各種制度改革與實踐經驗顯示，往往更多的公共性、公開性、透明性，甚至民主參與及監督，對體制的運作結果會更好。除了純粹學術性、藝術性、文學性等專業領域讓專業判斷，其他的公共「職位」，尤其類似國立大學校長這種「公共資源」的經營者與分配者，最好還是盡量以公共程序來進行遴選。
在台灣這種「後威權」的殘破公民社會基礎下，非常缺少值得大眾高度信賴的公共權威。許多的「名流」，並不特別獲得大家的信任。這是無可奈何的現實。但是如果有還不錯的體制運作公共性條件，可以彌補這方面的不足。
因此我的兩個具體主張：教育部代表的判斷與理由應該公開，應該終結遴委會的黑箱作業。附帶的要求則是：應該建立遴委會運作的客觀倫理規範。不然即使遴委與候選人，甚至候選人彼此之間，進行利益交換，也會出現規範真空、無法可管的窘態。
我並不反對民間以「公益捐贈」的方式來協助學術發展與教育改良，產業與學術界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也是相當重要的。事實上，體制也從沒有禁止這一類的合作交流。
但是大家一定要想清楚，「研究」、「教育」與「公共服務」，是否為大學最優先的「三位一體」任務？企業的捐贈與合作，是否也是以這組任務為主要目標？還是曾幾何時，企業已經漸漸從捐贈者角色，轉變為投資者，企業不再把協助大學實現教學研究等公共任務作為目標，而把大學當作一種投資標的與可獲利的資產？甚至整個國家的學術教育政策，竟然逆轉為，希望大學為產業服務，為產業培養員工，鼓勵學者不要太專心當學者，而要經常想著當企業家賺錢。
我必須說，「做學問」與「做生意」，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基本價值」導向，現代社會的分化與分工，是讓兩個領域都發展得更好的重要條件。兩者混淆不清，反而讓兩方面都做不好。更何況，當界線不清的時候，就常常發生巨大的利益衝突與倫理爭議，甚至導致嚴重的法律糾紛。
這幾年來，已經有幾位重要的學術界領袖，他們與特定「大企業家」的關係，導致了許多不良後果，大家也都看在眼裡。這次台大遴選，至少「外觀」上看起來就像是財團派獨董來出任校長。而被遴選人也正好申請一個金額達兩億五千萬的大數據分析計畫，看起來就像是企業透過大學，以「學術之名」來向政府索取政府資料庫資料，而這些資料，都是人民的「個資」。研究經費，竟然還是政府買單。其實我認為這個計畫的「研究倫理」爭議，恐怕不亞於學術抄襲爭議。所有這些疑點，即使可以透過某些說法來「釐清」，但是在公共信賴與責任方面，恐怕永遠無法真的「釋疑」。
最後只有一個提醒。公共信賴必須靠當事人「主動」提供與建立，沒有主動揭露，已經是個敗筆，繼續推託給法規沒要求，一點幫助都沒有。公共的「可問責性」則需要依靠體制權限。目前台大遴委會的誠信與能力，校務會議的可問責性，都處於低點，一時很難恢復，因此關鍵是教育部的積極作為。大家已經對台大非常失望，要是教育部繼續溫吞，可能導致所有人全盤皆輸的狀態，不可不慎。
（作者為台大法律學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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