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忠憲
歌德曾談到義大利劇作家戈齊的一個有趣說法:世界上的戲劇只有三十六種情境。人類幾千年來不斷更換演員、服裝和舞台,卻始終重複著相似的故事,而且莎士比亞都寫過。
如果把台北市長選舉當成一齣戲,沈伯洋和蔣萬安分別會拿到哪一種劇本?
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沈伯洋大概拿到第九種劇本:「大膽的冒險」,必須面對強大的對手、不利的環境,以及一場沒有勝利保證的冒險。(資料照)沈伯洋大概拿到第九種劇本:「大膽的冒險」。這類故事的主角試圖突破既有秩序,必須面對強大的對手、不利的環境,以及一場沒有勝利保證的冒險。如果主角事先知道自己一定會成功,這個故事反而沒有什麼好看的。
沈伯洋從研究中國訊息戰爭、推動民防,到投入台北市長選舉,走進市場與社區,提出交通、住宅與城市韌性的政策,逐漸將冒險的劇本轉化為具體行動。這些行動是否足以說服台北市民,仍要接受選票檢驗,但他的挑戰者角色,已經不只是競選口號,而是有實際經歷與政策主張可以討論的政治故事。
蔣萬安的故事,則更像政治舞台上反覆出現的另一種情境:「繼承者的困境」。有些人一輩子努力,希望世界記住自己的名字;有些人一出生,世界就已經知道他的家族。對後者而言,家族既是政治資產,也是難以擺脫的歷史。蔣萬安從章姓改為蔣姓,這個選擇讓他的政治生涯始終伴隨家族身分的討論。
台北市長蔣萬安的故事,則更像政治舞台上反覆出現的另一種情境:「繼承者的困境」。(資料照) 繼承者真正的戲劇性,不在於能夠繼承多少,而在於如何證明自己的價值不只是來自繼承。蔣萬安主打生生有牛奶、輝達、大巨蛋、產業發展、都市更新與社會福利等施政成果,支持者可以從中看到治理成績;批評者則會質疑這些政策究竟帶來多少實質改變,又有哪些市政問題尚未解決?姓氏可以是故事的開場,卻不能代替整齣戲的內容。
一個人的戲劇性在於如何創造自己的命運,另一個人的戲劇性則在於如何擺脫別人替他寫好的命運。兩個人都必須拿出自己的表現,只是需要回答的問題不同。
把兩人放在同一個舞台上,又成了第二十四種劇本:「優勢者與劣勢者的競逐」。挑戰者必須說服觀眾,為什麼故事應該改變;守成者則必須說服觀眾,為什麼故事應該繼續。所以才會有洋流、海賊王和台北安可的不同。沈伯洋必須證明,挑戰既有秩序不只是冒險的姿態;蔣萬安也必須證明,擁有政治資源與執政優勢,不代表可以免於檢驗。
有些政治人物明明拿到的是權力鬥爭的劇本,卻以為自己扮演的是救國英雄;有些人明明演的是喜劇,卻每天發表悲劇人物的獨白,有時候連觀眾都比演員還要入戲。
蔣萬安、沈伯洋兩人放在同一個舞台上,又成了第二十四種劇本:「優勢者與劣勢者的競逐」。挑戰者必須說服觀眾,為什麼故事應該改變;守成者則必須說服觀眾,為什麼故事應該繼續。(資料照)但民主政治與舞台戲劇有一個根本差異:舞台上的演員無法改變劇本的結局,民主社會的人民卻可以。政治不是少數人代代相傳的舞台,而是人民有權平等參與、共同決定公共命運的制度。
民主的價值或許不在於創造第三十七種劇本,而在於我們有權決定,不必讓自己的孩子繼續觀看祖父母看過的那一齣戲。
民主最可悲的不是歷史不斷重演,而是人民明明握有改寫結局的權利,卻甘願把政治當成別人的家族史,讓自己和下一代永遠只能在別人的劇本裡跑龍套。
(作者為資安學者,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與任教單位無關。)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李忠憲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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