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開講》別把台灣人的自救寫成暴行

◎ 盧俊瑋

作家楊渡近日將「洋流」及黑熊學院比作法西斯。他先假設民間團體持有槍械可能失控,接著便稱之為「暴力武裝集團」,再推想其可能劫掠人民、鎮壓抗議。尚待證明的假設,就這樣成為定性的依據,也讓台灣人的自救努力被描繪成暴力威脅。

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沈伯洋掀起的「洋流」,被楊渡比作「法西斯」。(資料照)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沈伯洋掀起的「洋流」,被楊渡比作「法西斯」。(資料照)楊渡在文中號召支持者投票,肯定民間力量,卻將另一群人的參與預設為操弄。難道只有與自己立場相同的人,才有資格真誠地關心台灣的未來?

這樣的文字,讓筆者想起近期閱讀葛超智《被出賣的台灣》時,對陳儀英文秘書鄭南渭的觀察。他熟悉新聞與對外宣傳,卻運用這些專業,替統治者扭曲台灣人的處境。

依書中記述,鄭南渭主編的刊物將要求自治者描寫為親日人士,並以台灣人尚未準備好接受民主的論調,替限制政治權利辯護。二二八事件期間,官方更把美國領事館外的投石事件,渲染成台灣武裝部隊攻擊領事館。台灣人承受壓迫之餘,還得派出代表要求澄清,爭取外界理解。

任何民防組織的經費、課程與監督,都應接受檢驗。然而,提出質疑的人也應拿出可靠證據。黑熊學院公開的避難與救護課程,如何等同納粹褐衫軍的政治暴力?如果沒有具體行為與組織證據,僅憑想像中的失控,就能把參與者指為法西斯,這樣的論述還剩多少對事實的尊重?

鄭南渭服務於陳儀政權,楊渡則批評今日的執政者,或許兩人的權力位置與歷史責任不同。但他們的文字卻同樣把台灣人的自主行動視為威脅,抹去參與者保護家園的理由。對人民自救的污名化,也可能替壓制這些行動的人提供辯護。

民主容許批評政府,也容許人民選擇不同的公共參與方式。作家若自許關心台灣,至少應認真面對參與者的理由,而不能用歷史上最沉重的罪名,取代對眼前事實的辨認。把自救寫成暴行,把防衛寫成禍端,只會讓真正威脅台灣的人,更容易推卸責任

楊渡在文中號召支持者投票,肯定民間力量,卻將另一群人的參與預設為操弄。(資料照)楊渡在文中號召支持者投票,肯定民間力量,卻將另一群人的參與預設為操弄。(資料照) (作者為皮膚科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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