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宗鷹
筆者以慈悲為懷的心念來培育醫療人才，希望真的可以幫助守護眾生健康。（作者提供）
慈濟的慈善事業
「從學到覺」是由慈濟證嚴法師提出的說法，期許人們經由學習的過程直到產生「覺」。「覺」可以是覺悟、覺察，或者對事物有更進一步的理解。「麻醉的多重宇宙」則是因為我在慈濟體系服務，這幾年證嚴法師一直請大家做自己生命故事的盤點，所以有許多人的故事被書寫記錄下來，我則是其中比較幸運的一位，有人幫我將自己的故事出版成書籍。
陳宗鷹講題〈從學到覺 麻醉的多重宇宙與跨領域的創造力〉收錄於《十位領航者的生命實踐》。（洪三雄提供）
我想以「一心悲願」來開場，這是一個佛教的用詞，大意是希望以慈悲為懷的心念來培育醫療人才，希望真的可以幫助守護眾生健康。慈濟在東部開展之初，醫療資源不足，所以證嚴法師一直發心希望可以培育良醫良護長留東部。我在當地服務二十年，慢慢已經進步到，包括主動脈剝離、小兒先天性心臟病等等的重大手術，從早年需要千里迢迢護送患者北上，到如今我們已經可以在花蓮慈濟完成。
慈濟以慈善事業起家，逐漸地證嚴法師亦有感除了救貧救病，還要救心。現今的慈濟有四大志業：慈善、醫療、教育、人文，其後再持續推展至國際賑災、骨髓捐贈、環境保護與社區志工。
慈濟的慈善、醫療、教育、人文在政府法規下，是四個完全獨立的董事會，只是董事長是同一位。各個獨立事業之間維持互助合作的關係，例如經由醫院與學校的建教合作來使醫療事業協助教育事業，或者透過慈善事業來捐助教育資源給需要的學生。
這樣的四個事業組成一個非常棒的跨領域團隊。若是遇上救災任務，跨出第一步的通常是慈善團隊，他們先行勘災、賑濟之後，第二步前進的便是醫療團隊，之後若要讓地方長期發展下去，教育團隊便要進駐，無論是興建學校、大愛屋等，接著當然希望發展的過程中具備人文精神，所以人文團隊也會加入。
若遇上救災任務，跨出第一步的通常是慈善團隊。圖為台中慈濟醫院同仁投入花蓮光復鄉救災。（慈濟提供）
一位低調醫師的生命盤點
我出生於彰化縣田中鎮，當時大多數人的家境都不算富裕。我自認是個很平凡的人，平時生活也相當低調、不喜應酬，當證嚴法師呼籲眾人盤點生命故事，我們的醫療法人決定訪談我這位副院長。
我後來從負責採訪與執筆的吳宛霖小姐的社交平臺發文才得知，當時訪談結束後，她感覺撰稿有點棘手，因為這位麻醉醫師似乎少了第一線的那種氣勢澎湃、感人煽情的故事畫面，然後根本也沒什麼醫病故事，請問各位，假如有人曾動過手術，你們認識為自己麻醉的醫師嗎？因此她苦惱於該怎麼呈現這位印象中蒼白、冷淡又拘謹的麻醉醫師的生命故事。直到她慢慢地調整自己的心境，發現許多平凡人做的、看似日常的事情似乎都很重要，所以思考如何將之轉化為文字。
一位麻醉科醫師的成長、抉擇與醫者初心
我就讀成功大學時，是用打字機來記錄病歷，後來有了一部小電腦，到美國約翰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進修時又出現新型的磁碟機，因為格式不相容，所以只好再換一部電腦。後來出現CD光碟片，印象中 Windows 95 問世時覺得十分開心，出現了圖形的使用介面，沒想到現在六十歲，又出現了AI。近來有兩位美國同學傳了一篇哈佛大學的研究著作，當中比較AI機器人與醫師分別問診，再訪談患者感受何者的同理心較強？結果居然是AI勝出。
時代不斷轉變，有時候危機也可能是契機或轉機，端看我們如何面對。很多時候我們在人生中會面臨抉擇，那往往沒有對錯，而是抉擇之後如何走下去。所謂的「靈活」（Flexible）來自有時硬梆梆地去衝撞環境或命運，不見得能夠達到目標，反而得到反效果。或許退一步去協調，或者繞一下彎路，還是可以到達想去的地方。堅持信念指的是明白內心真正想做的事情。譬如我到約翰霍普金斯進修時，懷抱一個很純粹的信念，想學習神經麻醉——腦部手術時，如何運用麻醉藥物保護我們的腦部神經，讓患者安然度過手術過程——但當我到達約翰霍普金斯麻醉部實驗室的時候，實驗室的主持人卻告訴我這已經有前人做過了，沒有繼續發展的機會。我只好退一步學習當時正在研究的神經保護的動物模型（Animal Model），我內心依然堅持原先想進修的目標，將之保留下來，但我也學會了動物模型，之後我回到成大自己重新再做實驗應用於神經保護的麻醉，並沒有放棄。
時代不斷轉變，如今AI浪潮來襲，有時候危機也可能是契機或轉機，端看我們如何面對；示意圖。（法新社檔案照）
逆境中的奮鬥與成長
小時候總要打工貼補家用，能夠讀建國中學是因為老師到家裡拜訪，說服父母親我一定考得上大學，否則原本父親希望我就讀師專，既免學費又有家庭補助。第一年報考大學考上了北醫的牙醫學系，當時因為原本便想讀醫學系，所以重考上北醫的公費生。
讀北醫時參加了一個校外社團「快樂兒童中心」當志工，曾經為面部燒傷的小孩與原住民孩子舉辦過夏令營。也參加當時學校的口湖醫療服務隊。我們隨著快樂兒童中心到福民社區，那是臺北市比較偏低收入家庭的社區，我們為兒童做課後輔導，帶他們在街頭玩老鷹抓小雞，陪伴孩子們成長。當時的醫學系要讀七年，七年級開始實習後，在醫院被稱為「Intern Dog」（實習狗，意指處在醫療生物鏈的最底層），任何人都可以呼來喚去，但我以兩週的時間，讓急診室的護理長改稱我為陳醫師。因為我非常認真，對患者十分有耐心，然後我精進自己的技術，讓護理長接受我不只是一個菜鳥，所以同學們實習時要相信自己有那個能力，去向別人證明自己。
選擇科別時，因為是公費生，當時分四個組別，可以選特殊科組，也可以選基層醫療科組，或者自由選科組。我在實習時便明確地感受到自己擅長教學，同時又可以從事一點研究，所以我那時決定留在醫學中心。但我的成績又不夠優異，最後選擇特殊科中的麻醉科，完成自己想留在醫學中心的心願。
筆者（左）在選擇科別時，選擇特殊科中的麻醉科。（花蓮慈濟醫院提供）
惡性高熱症的挑戰
我在主治第二年時，遇到一位三歲的小患者來做鼻淚管阻塞手術，眼睛到鼻腔間有一道鼻淚管，這對眼科醫師來說是簡單的手術，只要以通條通過去，可能三到五分鐘便結束。但因為是小孩子，所以需要做全身麻醉，患者才有辦法安靜配合。一個三歲的孩子，非常健康地走進來，我使用麻醉氣體進行全身麻醉後，眼科醫師開始消毒眼睛，我卻看到血壓心跳數值開始往下降，掉到心跳停止，當時嚇到全身冒冷汗，我問眼科醫師，確定沒有做其他的措施，便請他先停止手術施以急救，生命跡象恢復後仍然一直找不到原因，到恢復室後，我觀察孩子全身肌肉抽搐，腦海中突然冒出「惡性高熱症」（Malignant Hyperthermia）這個詞。在這之前只在書上見過，亞洲人發病的例子很少，我請護理人員協助量體溫，發現高達四十一度，十五分鐘後再量，四十一點五度，體溫不斷攀升。幸運的是，當時濁水溪以南只有成大有惡性高熱的解藥 Dantrolene，我們趕緊調用，施打之後確實也降溫了。當時的小兒加護病房沒有照顧過這類患者的經驗，我只好自己每天都前去照護。親自在加護病房照顧一週，我花了許多時間向美國惡性高熱學會索取資料，將內容全部翻譯成中文，然後向家屬解說，也與外科醫師討論。接著打筆仗，因為當時健保不給付這種藥，一瓶藥要價一萬元，我們用掉了二十幾瓶。我向健保局申請，這是孤兒藥（特殊用藥），一定要給付，幸好健保局最終同意給付，讓我們順利救回了這個孩子。
惡性高熱的「唯一解藥」是Dantrolene單挫林。（東元醫院提供）
開啟慈濟的篇章
我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進修，二〇〇三年準備歸國時，臺灣正發生SARS疫情，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指導教授曾提出獎學金為條件，詢問我續留的意願。但我還是決定回到自己的國家，便放棄了在美國擔任研究員的機會。歸國後，慈濟醫院邀請我去演講，當時的慈濟醫院麻醉部主任、慈濟大學醫學系主任石明煌醫師開始說服我到慈濟服務。後來我在慈濟擔任過許多職位，我經常與學生談「認同」（Identity）這件事，無論有多少重身分，都要能夠自我認同，可能在醫院是副院長，但同時也是丈夫、父親等身分，我也盡力去做到不同身分的區分與認同，這當然不容易，因為人的時間實在有限，但要能在有限的時間與不同的身分中創造自己的價值，自我肯定，拓展自己的願景（Vision），不要只是著眼在當下的情境。
到慈濟服務後由主治醫師做起，一開始相當不適應，在成大醫院服務時我有十二位住院醫師的團隊，在慈濟完全沒有，白班與值班都要自己來，所以非常疲累。其後我著手改革，將麻醉科做調整，逐步開始訓練麻醉住院醫師。我自己教學，也邀請在紐約康乃爾大學的同學來做疼痛治療示範教學，又邀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老師來客座教學。到了慈濟後也確實面對過若干困難，慈濟總共執行過三對連體嬰分離手術。第一對連體嬰慈恩、慈愛的分離手術在我到院服務前便已完成，現在這對姊妹已經長大了，在慈濟技術學院（現已合併為慈濟大學）學習護理學，並且在花蓮慈濟醫院實習。我參與完成手術麻醉的是第二對臀部相連的玫瑰姊妹，以及第三對胸腹相連的珍妮與潔妮姊妹。
我們組成團隊進行手術模擬，先購置兩個洋娃娃玩偶，將患者實際相連之處綁在一起，在手術室中模擬，因為手術切割時不能夠一刀劃到底，要將小患者翻身再慢慢切。但一個孩子身上的麻醉監測可能超過十條線，所以一定要翻身再接回來，我們第一次做模擬造口時，便發覺回接時接錯了，連體嬰如同雙胞胎，兩人的心跳血壓都同步，所以我們直到拉線的時候才知道做錯了。後來便要求連體嬰的手術團隊一個團隊戴紅色，一個團隊戴藍色，其餘所有的配備都一樣。這些都是眾人齊心協力不斷模擬之後的經驗與成果。
2003年4月17日，一對來自菲律賓、年僅一歲的連體女嬰，在花蓮慈濟醫院接受分割手術，這也象徵慈濟醫療跨足國際救援的新紀元。（取自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更細膩的人道醫療
我也開始帶領住院醫師到國際去發表論文，建立世界觀。同時與神經外科團隊合作，因為做置入深部腦部刺激器（DBS）手術，如果施打麻醉藥，腦波會消失，儀器便測不出位置，因此一定要維持麻醉藥物的濃度，讓腦波可被偵測，這些發現後來也都發表在國際期刊。
接任麻醉部主任的第二年，抱持著初生之犢不畏虎的精神，參與了許多義診，例如南亞海嘯（Aceh Tsunami）後的第二年，我們到當地去，當時正好用上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做實驗接線的經驗，當地的義診場地只是一間教室，既非醫院，與手術室的設備更是相去甚遠，所有管路、配備，都要自己設計、組裝，靠著團隊的力量，我們讓醫療空間運作起來，那天進行了大約一百臺手術，是非常難得的經驗。
「人醫菲揚」是慈濟醫學院前院長在二〇一三年海燕颱風時發起的，我們到菲律賓去服務學習。賑災發放物資時，我們會先募心募愛，邀請他們捐一些披索（菲律賓貨幣）。有個動人的經驗是到三寶顏（Zamboanga）的義肢中心，這些義肢造價高達兩萬披索，是當地一個家庭一年的收入，我們遇見一位也戴著義肢的技師，他便是經過贊助後，留下來協助製作義肢。
「人醫菲揚」是慈濟醫學院前院長在2013年海燕颱風時發起的。（擷取自臉書）
投身醫學教育
時任慈濟醫院長的石明煌醫師發覺我擅長帶領住院醫師，便詢問我願不願意培育醫學生，教育更多的良醫。我只考慮了一晚便答應了，因為實在熱愛教學。我接任醫學系主任時正好醫學系要改為六年制，我們進行了十二場學生座談，當時我與學生還有 Messenger 群組，慈濟的部分優勢在於我們只有五十位學生，每一位幾乎都可以跟我直接聯絡，一〇一年入學那一屆學生分成五組，每組每個月都會與我聚餐一次，次數頻繁到妻子都要吃醋了。我與學生一起運動打網球，帶領他們去參與醫學研討會，卸任系主任時，剛好遇上 COVID-19 疫情，他們還是堅持辦了一個畢業典禮，發給我一張畢業證書。
有次受邀到臺大擔任醫學生論文評審，才發覺慈濟的學生參與研究的機會不多。於是便我爭取醫學生研究的資源，幸好得到長官的支持，所以我們到六年級的學生可以找臨床醫師或醫學院的老教師指導，每位學生有二十萬的研究經費上限，如今每年基本上有十到十五件醫學生參與的研究案，若他們做出成果可發表，我們便支持他們去國際會議發表。
我一直認為教學是一種專業，如同一個專科，它與我們以前的學醫專業內容完全不同，因此我也說服長官，成立了一個醫學教育研究發展小組，設定五個目標，由五個組別分別推動醫學教育：有國際交流、研究計畫、人才培育、創新教學，還有最近的「勝任能力導向醫學教育」（CBME），透過五個組彼此合作，每年都有十到二十位師生能參加大型國際會議發表。
在進行人才培育，要設法讓學員組成跨領域團隊，我們會舉辦跨領域模擬情境競賽，邀請不同業界老師參與，得獎者便代表慈濟去參加全國競賽。同樣的模式也應用在實證醫學訓練，再去參與國家品質標章競賽。另外在科學研究面向，我們也啟動跨院校的合作，要求基礎學科的教師與醫院醫師合作提出整合型計畫，以患者為中心，組成教學端與臨床端的團隊。
人才培育是一個長期策略，二〇一四年我提出菁英培育計畫，每年額外經費支持醫師或同仁出國深造。回顧十年來的成果，我們的菁英培育計畫共有三十八位接受補助者，歸國後產出二百七十七篇論文及六十八個研究計畫。
花蓮慈院舉辦醫事人員東區種子師資培訓課程，宜花東三縣醫事人員共同研習AI導入醫療韌性與教學情境，副院長陳宗鷹（左2）認為韌性是遇到重大事件時的應變與恢復能力。（花蓮慈院提供）
未來的領導力與人工智能
二〇一八年初接觸醫學教育時，一直覺得醫學教育的領導力（Leadership）十分重要，我去參加了相關的工作坊，醫學教育的領導力其實相當難教，但面對當前的時代，要能區分什麼是資訊，什麼是專業知識，在運用AI的同時，仍要記得初心與醫病之間的關係。
眾所皆知慈濟的特色之一便是無語良師，直到現在，只要課程活動舉辦時我在花蓮，必定會去參加送靈，這代表我們對無語良師的尊重，對家屬的尊重。我的兒子就讀慈大醫學系，我對他說將來我也要捐贈大體，許多人現在願意捐，便是因為感受到那份尊重。我們正在進行數位資料庫整合，以及解剖後的病理影像，這會是一個龐大的資料庫，加上AI技術後，將成為臺灣重要的資料庫。
我在新學期開設了一門課程「醫療專業職類的角色探索」，希望醫學院的學生一開始便能瞭解醫學中心組織的複雜程度：包含多少種醫事職職類、多少種分工、將來要與多少種醫事職類共同合作。
生命自有福報
生命並總是順遂，有時候真的會感激自己的福報。我在大林慈濟醫院訪查時接到電話，妻子在嘉義的岳母家昏倒了。因為職業的關係我腦海中立刻想到是否有腦血管瘤破裂。由於剛好在大林，我趕到嘉義的醫院急診室，神經外科醫師看到我說：「老師好！」他自述是成大後醫學系的學生，「您教過我麻醉，教得很好」。他立即為妻子做了妥善的處理，這實在我的福報。另外我也回饋家鄉母校，在田中鎮田中高（國）中建了一個書軒，是座小小的圖書館，這也是來自我的經驗，我認為教育可以翻轉人生。
我是一名麻醉科醫師，進行麻醉前我們會有一個麻醉計畫，由患者的角度考慮各種面向。接任醫學院長後，我會由學生的角度考慮不同的面向，盡力去爭取教育資源。醫學教育者除了是導師（Mentor）與教練（Coach）外，其實還有一個角色是支持者（Supporter），要能無私地去幫助一些有潛力卻缺乏資源的學生與教師，作為一個資源分配者，給予適當的資源支持，或許便能培養出明日之星。
我最近榮獲慈濟頒發的醫師典範獎，其實醫師典範大多是授予照顧患者良多的醫師，我則是因為培養許多醫學系與提攜後進而獲得，從成大來到慈濟經二十年，與許多人共同努力，使慈濟成為兼具臨床、教學、研究三者的醫學中心。這幾年來，我們培育的畢業生，無論在第一階段或第二階段國考，基本上皆高於全國平均通過率，目前也有幾乎一半的畢業生留在我們自己的志業體系服務。我們希望醫學生（或醫師）能莫忘初心，保持感恩的心。而做教學者能持續保持熱誠，如此人才培育的願景才能開花結果。
在麻醉領域從醫30年的花蓮慈濟醫院副院長陳宗鷹（中），2019年獲頒花蓮縣醫療奉獻獎。（花蓮慈濟醫院提供）
註：本文為《十位領航者的生命實踐》之講者文章，雙清講堂小組編著。
（作者為麻醉科醫師、慈濟大學副校長、北醫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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