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蕭錫惠
最近幾件親身經歷，讓我愈來愈感受到：台灣面對平台經濟，不能再只依靠企業自律。
LINE帳號異常被取代。使用者真正想知道的是：第三者究竟如何通過驗證、取得帳號控制權？但登入、裝置、OTP與帳號移轉紀錄都掌握在平台手中，消費者幾乎沒有舉證能力。
LINE帳號異常被取代，使用者真正想知道的是：第三者究竟如何通過驗證、取得帳號控制權；示意圖。（路透檔案照）
Facebook上的詐騙則是另一個例子。平台從廣告獲利，卻也可能成為詐騙接觸民眾的管道。台灣《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已要求一定規模的網路廣告平台負擔廣告揭露及防詐義務，顯示「平台不能永遠只是中立布告欄」的觀念已開始建立。
平台從廣告獲利，卻也可能成為詐騙接觸民眾的管道；示意圖。（路透檔案照）
再看叫車平台。消費者被加收費用，如果業者只回答「這是你自己按的」，並沒有回答真正的問題：價格是否充分揭露？介面是否容易誤觸？消費者是否真正知情同意？
歐盟《數位服務法》（DSA）已限制「暗黑模式」（dark patterns），防止平台利用介面設計欺騙或操縱使用者選擇。法律問的不只是「你有沒有按」，更要問「平台怎麼讓你按下去」。日本要求特定大型數位平台提高交易透明度、建立申訴制度並接受政府持續評估；美國則透過FTC等制度處理不公平或欺騙性的商業行為。
反觀台灣，平台治理分散於不同機關：防詐、消費保護、公平競爭、通訊傳播與交通運輸，各有不同主管機關。專業分工本身沒有錯，問題在於當平台服務橫跨不同領域時，責任容易被切割，消費者甚至不知道該找誰。
台灣平台治理太分散，防詐、消費保護、公平競爭、通訊傳播與交通運輸，各有不同主管機關。（資料照）
因此，台灣需要統一的，不一定是一個「超級主管機關」，而是一套所有平台都不能低於的責任底線。
無論平台涉及通訊、社群、廣告、叫車或電子商務，都應建立共同最低義務：身分驗證安全、重大操作紀錄保存、價格透明、禁止暗黑模式、有效申訴處理，以及當關鍵證據由平台掌握時，平台應負合理的保存與說明責任。至於實際監理，仍可依不同產業交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業分工。
這就是「分工監理，責任有共同底線」。
LINE、Facebook、55688看似三件不同的事，背後卻有相同結構：平台掌握規則、介面、資料與證據，消費者往往只剩一個申訴按鈕。
LINE、Facebook、55688看似三件不同的事，背後卻有相同結構：平台掌握規則、介面、資料與證據，消費者往往只剩一個申訴按鈕；示意圖。（資料照）
法律不是要阻止科技創新，也不是要求平台為所有犯罪與使用者錯誤負責，而是讓權力與責任重新對等。
平台有多大的權力，就應承擔多大的責任；掌握多少資訊，就應負起多少透明與說明義務。
科技可以改變交易方式，卻不能取消公平；平台可以創造新經濟，卻不能成為法律責任的真空地帶。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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