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開講》老律師與準醫師的心靈對話

◎ 陳玲玉

筆者分享,律師和醫師有許多相似的職業特色,這正是她以「老律師與準醫師的心靈對話」為講題的原因。(作者提供)筆者分享,律師和醫師有許多相似的職業特色,這正是她以「老律師與準醫師的心靈對話」為講題的原因。(作者提供)

為什麼是「老律師」?其實我一點也不老。我說「老」,是「資深」的意思。「準醫師」是指在座的各位北醫大學生,未來都會成為醫師。

我於臺大法律研究所一年級考上律師,今年(二〇二五)正好執業律師五十週年。我更珍惜的是,自二〇〇七年至今,一直擔任臺北醫學大學的董事。最初我是擔任教育部指派的董事,協助北醫董事會的公司治理。三年之後,因為北醫營運已上軌道,教育部不再推派董事,我則成為民選董事。

二〇一二年,當時的北醫董事長李祖德請我基於法律專業,擬定了《臺北醫學大學董事及監察人行事準則》,確立董事及監察人的功能在於:促進學校多元發展,推動大學自治,發展北醫的核心價值,對社會的貢獻。其次,董事不得介入採購或任何有經濟利益的事務。第三,董事若想瞭解學校或醫院事務,不可私自詢問,應將問題透過董事長去查詢,並讓董事全體知悉。我更強調,董事不能單獨行使職權,因為董事只是「董事會」的一個成員。

從「看見問題」到「關懷生命」

律師和醫師有許多相似的職業特色,這正是我以「老律師與準醫師的心靈對話」為今天(0306)講題的原因。

醫師和律師所面對的都是「人」,而且都是「有缺陷」的人。向醫師求診的是身體有病痛的人,找律師求助的是財產或名譽有問題的人。

醫師和律師有同樣的職業病——忘記我們所面對的是「人」。醫生經常是看「病」,忘了眼前的是病「人」;律師經常談「法律」,沒有看見客戶這個「人」。若是對「人」不夠關心,難免產生糾紛,造成遺憾及損失。因此醫療專業強調「視病如親」,我也常對客戶說:「人比事更重要」。我相信:只要能以「愛心、熱心、細心、耐心、恆心」對待專業服務的對象,他們必然能夠感受到,而我們的服務也因而可以發揮更大的成效!

陳玲玉講題:〈老律師和準醫師的心靈對話〉收錄於《十位領航者的生命實踐》。(洪三雄提供)陳玲玉講題:〈老律師和準醫師的心靈對話〉收錄於《十位領航者的生命實踐》。(洪三雄提供)

挑最重的擔、走最難的路——戒嚴下的臺大烽火青春

今天和大家分享我的求學生涯。

中學時,我就非常愛看課外書,印象深刻的是《美國政治家一百個演講》,其中有句甘迺迪總統的名言:「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麼?要問你為國家做了什麼?」我因此懷抱著「有偉大的人民,才有偉大的國家」的信念。

一九七〇年代,臺灣仍處於戒嚴時期,執政者可以未經審判而控制人民的思想及言論自由。一九六九年,我以第一志願考進臺大法律系。十月十六日入學那天,我為自己拍了一張照片,貼在相簿中,旁邊寫下兩行字:「走路要挑難路走,挑擔要挑重擔挑」。

大二那年,美國國務院決定將釣魚臺主權交給日本,因此,臺大成立「保衛釣魚臺運動委員會」(簡稱「保釣會」),於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七日舉行臺灣第一次示威遊行。當天,由保釣會的三位代表:陳沛健、張吉雄、洪三雄在美國及日本駐臺大使館宣讀「抗議書」,主張「釣魚臺是我們的」。

保釣運動激起了大學生的愛國心。我們倡議:自己的國家自己救,自由民主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大學生是社會的良心,應該站出來爭取自由民主。

為了實現這個理想,大三那年,我競選臺大法律學院學生代表會(簡稱「法代會」)主席,獲得二十九位班代表全數通過,成為臺大學生代表會的第一位女性主席。當天法代會同時表決通過,創立「臺大法言社」,由洪三雄擔任第一任社長。我們將《臺大法言》由月刊改為雙週刊,發行量從兩千份擴大為一萬份,發給臺大的全體院校,內容則加強政治論述。

59/60年度法代會主席交接。 左起:洪三雄、訓導分處劉純白主任、陳玲玉。(取自臺大校友雙月刊)59/60年度法代會主席交接。 左起:洪三雄、訓導分處劉純白主任、陳玲玉。(取自臺大校友雙月刊)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三日,我們發行了臺灣史上第一份「快報」,大標題是「我們要說話的權利」。當時《臺大法言》的文章,除了「新聞」都要經過校方事先審稿,我們利用這個規則,聲稱「快報」是為了宣傳十月十五日座談會的新聞稿,所以無須送審。那天上午十點下課後,我事先安排十幾位同學,同時在法學院、醫學院、校總區分發《快報》。當訓導處發現《快報》時,已經來不及阻擋了。

巧合的是,十月十三日適逢雙十國慶的慶典期間,僑委會安排歸國華僑參訪臺大,許多輛掛著「歡迎歸國華僑」的遊覽車,停放在椰林大道,洪三雄火速將《快報》放入遊覽車內。此事埋下了一個我倆當時完全無法洞悉的未爆彈!

臺大史上第一份《快報》。(取自臺大校友雙月刊)臺大史上第一份《快報》。(取自臺大校友雙月刊)

兩天後,十月十五日,我們依事先規劃,在法學院圖書館舉辦「言論自由在臺大」座談會,爭取「免於恐懼的自由」。當天邀請七位師長蒞臨演講,包括王文興老師、陳鼓應老師,以及自動要求最後一位講話的張德溥總教官(兼任訓導長)。這是臺大第一次核准將法學院圖書館作為座談會場地,當晚湧入四百多位師生

一個月後的十一月二十五日,法代會舉辦「民主生活在臺大」座談會,爭取「以民為主的臺灣」。當天馬鶴凌先生(馬英九先生的父親)為演講人之一。

邀請馬鶴凌先生,是因為張德溥訓導長指示:這個座談會的舉辦必須取得中國國民黨知識青年黨部書記馬鶴凌的核准,雖然我和洪三雄深不以為然,但將計就計,把「請求核准」改為「邀請演講」。在該次座談會上,陳鼓應老師主張「開放學生運動」、「設置民主牆」。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七日,我在臺大體育館舉辦「中央民意代表應否全面改選」辯論會。兩位辯論者分別是:主張「全面改選」的《大學雜誌》社長陳少廷先生、主張「增補選」的政治大學教授周道濟先生。其背景係因臺灣執政者以維護「法統」為由,自一九四八年起,隨國民黨政府自大陸遷臺的立法委員、國民大會代表,監察委員,一直未曾改選,淪為「萬年國會」。這場辯論會吸引了兩千多人出席。

一九八三年九月,《八十年代雜誌》發行人康寧祥先生說:「臺大法代會舉辦的全國第一場辯論會,影響了整個社會、整個國家,具有振聾發聵的歷史意義」。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七日辯論會之後,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蔣經國總統宣告解嚴,一九九一年李登輝總統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一九九二年國民大會代表全面改選。距離一九七一年我在臺大舉辦的「中央民代應否全面改選」辯論會,已經二十一年之久了。

這個歷史事件告訴我們,大學生有能力擁有非常前衛的思維!

黨政施壓,師長護衛

上述兩個座談會及一個辯論會,引起臺大校內外相當大的迴響。官方的《中央日報》隨即出面反擊,自一九七二年四月四日起,以「孤影」之名,連載六天的〈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反對學運、反對設置「民主牆」與「民主廣場」。之後,《中央日報》將六天的內容編輯成小冊,發行數十萬本,分送至全臺灣的高中與大專院校。我們立即在一個月內(一九七二年五月二日)舉辦演講會,反擊執政黨「偏安」與「苟安」的心態。當時,臺大不准我使用體育館或圖書館,只批准臺大法學院第十六教室,導致同學們擠爆到我無法開講。最後,我請校工安排擴音器,放置在教室外的校園,許多同學席地而坐聆聽演講。

「臺大法言社」與臺大訓導處鬥法

當時為了防範訓導處的控管,我們曾經委請兩家印刷廠同時印刷同一份《臺大法言》,以防報紙被沒收時,還有另一套報紙可以如期發行給全校同學。

有一次,我們收到一位外籍留學生胡卜凱的文章〈知識份子的責任〉,校方審稿不過,洪三雄因此在《臺大法言》刊載文章的「標題」,內容留白,加註:「本文奉上級命令禁刊」。

一九七二年三月六日《臺大法言》的社論為〈臺灣的命運〉,校方要求改成〈我們的命運〉才准刊登,我們守住了該文最後的一句話:「我們深信,只有臺灣的一千四百萬同胞才有權決定臺灣的命運。」

雖然當年我們還不懂「民主自決」這個名詞,但我們已經理解:臺灣的命運,只有我們自己才能「決定」。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二日至十七日,臺大寒假後的註冊期間,警備總部開始逮捕、約談臺大師生,包括王曉波、陳鼓應、錢永祥、洪三雄等人,我因肝炎臥床而未去臺大註冊,每天都有同學打電話來告知,誰被抓走了,連續好幾天。警總本可將數人一起逮捕,但卻刻意凌遲,一天抓一位。我妹妹有一天半夜驚醒,大哭說:「大姊,他們會來抓妳嗎?」。

重大轉折發生於二月十八日,師大大學生郭譽孚買了一把刀,在臺大校門口割頸自殺抗議。由於血濺臺大,校長閻振興才出面具保,警總終於放人。

《臺大法言》第11期。(取自臺大校友雙月刊)《臺大法言》第11期。(取自臺大校友雙月刊)

感謝在追尋理想的那段日子,呵護我們的可敬師長

一、韓忠謨院長

猶記有一天,臺大法律學院韓忠謨院長坐在他的院長室辦公桌,向我和洪三雄說:「每隔週的星期一上午十點,我都在座位上等著黨、政、軍的來電,因為這天是《臺大法言》出刊的日子。」

院長說:「只要在法律範圍內的,我都替你們負責。但是,你們到底只是學生,如果政府的政策已經確定了,就不要批判政府。」

後來,我倆因為被認定以《臺大法言》攻擊校方,而遭「懲戒」處分。韓院長說:「你們的記過是榮耀,與考試作弊不同,這是一個苦難的時代,不必過分計較。」

一九八二年,韓院長被提名為校長候選人,但因有人指摘:「異議分子多出自臺大法律系,其皆為韓教授的學生,韓式的思想必有問題」,而遭否決。

韓忠謨院長批示核准「臺大法言社」成立。(取自臺大校友雙月刊)韓忠謨院長批示核准「臺大法言社」成立。(取自臺大校友雙月刊)

二、陳鼓應老師

陳鼓應老師任教於哲學系,他在我舉辦的座談會中,教導我們:「真正的自由,是沒有恐懼的自由,如果你有恐懼,就不是自由。」他也倡議「民主廣場」和「民主牆」,一九七三年,他因哲學系事件而被免職。一九七八年,在我和洪三雄鼓吹下,他走出校園,競選國大代表,他向選民說:「臺大不讓我上講臺教書,我就上街頭演講」。當時我和洪三雄鼓舞他與競選立法委員的陳婉真聯合競選,競選宣言「維護人權,你我不論省別;爭取民主,大家無分黨派」,是洪三雄所撰寫,我則擔任競選演講會的主持人。

一九七八年,臺美斷交,政府趁機宣布停止選舉。當時康寧祥先生是與執政者關係較佳的黨外人士。有一天,他派人前來通知洪三雄和我,政府將展開一波逮捕行動,在那個沒有打字機,也沒有電腦的年代,從手寫文稿的筆跡,可以追查出作者。我與洪三雄因此於當天半夜,燒毀了一批文稿,在熊熊烈火中,我倆自許作為「追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火種!

一九七九年,發生美麗島事件之際,陳鼓應老師正好受邀至美國短期演講,未料出境後即遭禁止入境。洪三雄則於大學畢業之後遭臺大補記一個「大過」,因此服完兵役後,面臨就業困難(因臺大的記過紀錄如影隨形),且被禁止出境長達八年。一九八二年,洪三雄終於拿到護照,我倆在舊金山的一間小旅館,與陳老師相擁而泣、恍如隔世。

臺大的張德溥訓導長,曾因「快報」事件對我倆處以「申誡」,並對三雄和我分別處分「大過」及「小過」。一九八九年,家父的好友蔡永興董事長告知,張德溥訓導長曾向他說:「我在臺大最欣賞的兩位學生是洪三雄與陳玲玉」,令我倆十分驚訝!又因獲知張訓導長住在美國加州聖荷西,我倆當時正好住在舊金山灣區,因此開了四十分鐘的車程,前去拜訪他。

張訓導長拿出他的日記,清楚告知: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三日發行《快報》,當晚有位華僑在僑委會安排的餐會上質問:「政府為什麼箝制學生的言論自由?」第二天,警備總司令指派保安處副處長吳章炯持「拘票」到臺大,要約談並帶走洪三雄,張訓導長堅持「臺大校園內的事歸我管」,拒絕交人。他說:「一旦洪三雄脫離了我的管轄範圍,進了警備總部,一定回不來了。」

事隔十八年,我倆才知道,拯救洪三雄一生的救命恩人,竟然是對我倆記過的張德溥訓導長。

原本政府高層答應張德溥於任職臺大訓導長兩年後,將升任他為中將,卻因「快報」事件挺身保護學生,斷送了他自己的大好前程!

1978年,在筆者和洪三雄鼓吹下,陳鼓應走出校園,競選國大代表,他向選民說:「臺大不讓我上講臺教書,我就上街頭演講」。(資料照)1978年,在筆者和洪三雄鼓吹下,陳鼓應走出校園,競選國大代表,他向選民說:「臺大不讓我上講臺教書,我就上街頭演講」。(資料照)

臺大學運的三個省思

一、切勿以自己片面看到的、聽到的、理解的去批判他人、指責他人。

因為每個人都看不到事情的全貌,就像看不到山的全景。

二、學運是我成長的養分。

無論是記過處分、警總約談、就業困難、禁止出境,壓力都使我成長,困境使我奮發,而師生之愛,則使我更懂得愛人。

與草之路雖然艱辛,但不孤單,也不會白走

有一句話說:「站在樹枝上的鳥,不會害怕樹枝斷裂,因為牠相信自己的翅膀」。經歷臺大學運之後,我更懂得其中深意。

三、「學運」不忘「學業」,二者可以兼顧。

我從大一到大三,每學期都得到臺大書卷獎,獎金五百元,大二更獲得《讀者文摘》主動提供的獎學金,全法學院只有一名,獎金六千五百元。當時臺大一學期的註冊費才一千兩百元。因此,我的獎學金足以支付學費。

大四下學期,我因肝病休學,一年後考上臺大法研所榜首,並經高考及格而取得律師執照,努力成為情理法兼顧的商務律師。

和同學分享唸書的方法:

一、我不缺課。除非有被約談等特殊情事,上課鈴響前我一定走進教室,坐在第一排正中間,因為我不喜歡看到同學的後腦。當我抬頭面對老師時,感覺他(她)只對我一個人講課。

二、隨時可以靜心讀書。辦完法代會的活動或演講結束,我可以在法代會辦公室內,立即坐下、靜下看書,完全無視周遭嘈雜的人聲。

三、不要持續閱讀同一本書超過一小時,因為成效會遞減。「民法」看累了就看「商法」,換個心情。而且,我看書都作眉批。考試前只讀眉批,因此可以在考前速讀全部考試的書籍。

因感念臺大師生而寫的兩本書

一、《也追憶似水年華》

我與洪三雄在臺大度過兩年的反叛青春。走出校門,臺大的理想長駐我心,為了不忘初衷,更為了感念臺大師長及同學,洪三雄和我攜手在二〇一五年寫下了《也追憶似水年華》。這本書記載了一九七〇年代,天上人間共計兩百五十二人所譜成的生命樂章,並非我倆的個人傳記。此書版稅,則全數捐給紙風車文教基金會。

《也追憶似水年華》。(取自博客來官網)《也追憶似水年華》。(取自博客來官網)

二、《青春自由夢》

二〇二三年,格林文化公司郝廣才先生所寫的《青春自由夢》漫畫書,獲得文化部的獎助。這本書的主題,也是描述我倆的臺大學運故事。

《青春自由夢》。(取自博客來官網)《青春自由夢》。(取自博客來官網)

分享為人處事的心法

一、愛心與巧思

執業律師五十年,我總是努力「以愛心與巧思服務客戶」。對於「懷著心事」踏入我辦公室的客戶,無論是商務事件或進行訴訟,我都努力使他們「豁然開朗」地離去!

承辦訴訟案件時,我不是只想「打贏官司」,而是期許客戶「走出困境」。辦理商務案件時,不只要締約成功,更希望企業能「永續經營」。因此,我的客戶常常成為我的朋友,甚至是暢談人生的知己。

二、明日之事,今日畢

我的工作態度是「明日之事,今日畢」,不是「今日事,今日畢」。因為這樣,我才有時間多思考一遍,才有機會超越自己。

三、活著的意義

我們在意的,不是「活多久」?而是人生中,「有意義的時間有多長」?

醉生夢死、失魂落魄時,人生時間是停滯的。

四、以終為始,謹慎地踏出第一步

想要進行任何計畫,我都先思考:最後希望「達到什麼成果」?並且考慮「要怎麼做」?

起步微小不同,後來可能有重大差異。就像駕駛船舶,啟程時羅盤偏離一小度,最終可能偏離幾百哩。又如同「蝴蝶效應」,巴西的蝴蝶拍動翅膀,可以在美國德州引起龍捲風。

五、誠信

我事務所向客戶是「按時收費」,因此特別和大家分享一個「時間」的故事。

有一天,閻羅王差遣小鬼去抓一個八十歲的人,結果小鬼抓來一位八十歲的律師。

閻羅王向小鬼說:「這位律師才六十歲,你抓錯人了!」

小鬼回答:「按照這位律師向客戶收款的時間累計,他今年已經八十歲啦!」

這個故事,說明了「誠信」的重要。

六、和解

心存善念,兼具情理法」,是我對自己的執業要求。至於媒體稱呼我為「和解律師」,則是因為我經常說服兩造和解。

我告訴客戶:「你們不和解,只有一個贏家,就是陳玲玉。因為雙方爭議存續,律師費越來越高,你們都是輸家。」

退一步,看起來好像是放過對方,其實是放過自己。握緊拳頭,手中空無一物。張開雙手,才能擁抱世界。

七、與人為善

清朝有位著名的三朝宰相張廷玉,他的父親是張英。

有一天,張家的鄰居蓋起一道圍牆,越界三尺,家人十分氣憤,因此捎信通報住在京城的張英。他回道:

「千里捎書只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家人因此同意禮讓鄰居三尺,鄰居感動之餘,自動退回三尺,這就是今天仍然存在於安徽,令人稱道的「六尺巷」!

八、每一句話,都會播下不同的種子,結出不同的果實。善良的語言,會結出向上的果實!

話說有一位黑人計程車司機,載到一對白人母子。

白人的孩子問母親:「為什麼司機的膚色與我們不一樣?」

母親回應:「上帝要讓世界繽紛,所以創造不同膚色的人。」

下車時,黑人司機堅持不收車費,他向那位母親說:「我小時候也曾問我母親,為何我們的膚色不一樣?得到的答案是:我們是黑人,注定要低人一等」。

司機又說:「如果當時我媽媽的回答,與妳一樣,今天的我可能是另外一個我」。

九、心想會事成

如果我們堅信健康、順心,人生會更加順利

如果總是愁眉苦臉,人生容易遭遇坎坷

世界萬法皆由「心」生。你的心收藏什麼?你就會收穫什麼!祝福今天在座的每位北醫師生,身心健康,心想事成!

筆者分享9個為人處世的心法。(資料照)筆者分享9個為人處世的心法。(資料照)

註:本文為《十位領航者的生命實踐》之講者文章,雙清講堂小組編著。

(作者為雙清文教基金會董事、臺北醫學大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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