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憲的思考》誰敢叫市長的女兒搬東西?

蔣萬安這幾年很喜歡談高雄,台北市議員問台北的事情,他有時回答高雄;討論台北市政,也常拿高雄出來比較。既然這麼喜歡談高雄,最近兒子的事情引起爭議,我倒覺得真的可以看看高雄。陳其邁的女兒念國中時,學校資料中的父親欄選擇留白;後來進到鄭運鵬的競選團隊工作,沒有訴說自己的身分,跟其他年輕工作人員一樣早出晚歸、風吹日曬、搬東西。如果大家知道她是誰,誰敢叫她搬東西?

◎ 李忠憲

最近看到陳其邁女兒的故事,我想BMW女繼承人Susanne Klatten。她是BMW Quandt家族的繼承人,也是德國最富有的女性之一。年輕時進BMW工作,她刻意不用Quandt這個一說出來大家就知道她是誰的姓,而化名為「Kant」。理由其實很簡單:如果大家知道她是BMW大股東的女兒,誰還敢真正把她當普通員工?

BMW女繼承人Susanne Klatten年輕時進BMW工作,刻意不用Quandt這個一說出來大家就知道她是誰的姓,而化名為「Kant」。(彭博檔案照)BMW女繼承人Susanne Klatten年輕時進BMW工作,刻意不用Quandt這個一說出來大家就知道她是誰的姓,而化名為「Kant」。(彭博檔案照)

這就是特權最麻煩的地方,真正厲害的特權根本不必使用,不用打電話、不必關說,甚至一句話都不用說,別人只要知道你爸爸是誰,待遇可能就已經不同。

陳其邁的女兒也做過類似的事情。念國中時,學校資料中的父親欄選擇留白;進入高雄女中後也非常低調,直到畢業典禮陳其邁出現,校長才知道市長的女兒已經在自己的學校念了三年。後來她又到鄭運鵬的競選團隊工作,沒有到處告訴別人自己是高雄市長的女兒,跟其他年輕工作人員一樣早出晚歸、風吹日曬、搬東西。據當時幕僚後來回憶,如果跑去爸爸自己的團隊,大家都知道她是誰,「誰敢真正叫她做事情?」

誰敢叫市長的女兒搬東西?

這句話幾乎就是對特權最簡單的解釋。

表面上看,陳其邁的女兒失去了市長女兒原本可以享受的舒服和方便,實際上得到的東西可能更多:被真正要求、被真正批評、真正做一個普通人,累積自己的生活經驗。父母替孩子拿掉一些特權,有時候不是讓孩子吃虧,而是在把真實的人生還給他。

高雄市長陳其邁超級低調,他家的貓陳小米都比他女兒有名。(翻攝自IG)高雄市長陳其邁超級低調,他家的貓陳小米都比他女兒有名。(翻攝自IG)

反過來說,如果一個人從小到大都很少需要離開身分所提供的保護,就很容易把制度上的「合法」,慢慢理解成倫理上的「理所當然」。這也許才是政治家庭最需要警覺的事情。

蔣萬安這幾年很喜歡談高雄,台北市議員問台北的事情,他有時回答高雄;討論台北市政,也常拿高雄出來比較。既然這麼喜歡談高雄,最近兒子的事情引起爭議,我倒覺得真的可以看看高雄。蔣萬安的兒子錄取台北市教育局國際交換學生計畫,引起資格、補助與利益迴避的討論。北市府強調一切符合規定,蔣萬安也表示自己沒有介入,後來決定不領補助,但市政府榮譽名器仍然不肯放棄。

我不認為這件事情應該攻擊孩子,政治人物的孩子沒有原罪,當然可以念好學校、出國、參加交換計畫。但「符合規定」只是最低標準,「是否主動利益迴避」是另外一個層次。尤其當這個有限的公共機會來自爸爸所領導的政府,真正應該被檢驗的不是孩子,而是掌握權力的大人如何理解自己的位置。

政治人物的孩子沒有原罪,但當這個有限的公共機會來自爸爸所領導的政府,真正應該被檢驗的不是孩子,而是掌握權力的大人如何理解自己的位置。(資料照)政治人物的孩子沒有原罪,但當這個有限的公共機會來自爸爸所領導的政府,真正應該被檢驗的不是孩子,而是掌握權力的大人如何理解自己的位置。(資料照)

歐洲有一個古老的觀念:noblesse oblige,享有較高的地位,也必須承擔較大的責任。歐洲貴族制度當然充滿不公平,沒有必要浪漫化,但至少留下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既然享有更多土地、財富、教育與政治權力,是不是也應該承擔更多公共責任?過去許多歐洲貴族子弟進入軍隊,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少英國上層家庭的年輕人死在前線;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後來的伊麗莎白二世也加入輔助勤務,接受駕駛與車輛維修訓練;近代哈利王子更曾兩度前往阿富汗服役。

這也讓我想到台灣的兵役制度,民主社會沒有法律上的貴族,卻存在事實上的優勢階級政治家庭、企業家族、有錢有權的人,他們的下一代從出生開始,就可能擁有比較好的教育、人脈、資訊、海外居留甚至國籍選擇。這些都不是罪,父母替孩子創造好的條件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一個社會慢慢變成「優勢可以繼承,義務卻可以迴避」,問題就出現了。

普通家庭的孩子收到兵單,必須中斷學業、工作去履行國防義務;資源愈多的家庭,卻往往愈有能力安排其他選項。每件事情拆開來看也許都合法,但公共倫理真正要問的不只有「有沒有違法」,而是:你要求別人的孩子承擔的責任,願不願意讓自己的孩子也承擔?

台灣的兵役制度,民主社會沒有法律上的貴族,卻存在事實上的優勢階級。普通家庭的孩子收到兵單,必須去履行國防義務;資源愈多的家庭,卻往往愈有能力安排其他選項;示意圖。(資料照)台灣的兵役制度,民主社會沒有法律上的貴族,卻存在事實上的優勢階級。普通家庭的孩子收到兵單,必須去履行國防義務;資源愈多的家庭,卻往往愈有能力安排其他選項;示意圖。(資料照)

我感興趣的其實不是哪一個政治人物的孩子,而是我們怎麼理解特權。Susanne Klatten把Quandt變成Kant,陳其邁的女兒努力讓別人不知道爸爸是誰,她們拿掉的都不只是一個名字,而是名字後面的力量。真正好的家教,不是告訴孩子:「爸爸有能力,所以可以幫你得到什麼。」而是讓孩子知道:「正因為爸爸有權力,所以有些東西,你反而要離得比別人更遠。」

蒙田有一句我很喜歡的話:「即使坐在世界最高的寶座上,我們仍然只是坐在自己的屁股上。」

這句話粗俗,卻非常準確。

權力、財富、頭銜和姓氏可以把一個人墊得很高,卻不會因此讓他成為更高等的人。父母真正能夠留給孩子的,也許不是替他把道路上的石頭全部搬走,而是偶爾把自己的名字拿走,讓他自己搬幾塊石頭。

因為有一天,爸爸不在了,名字拿掉了,權力也消失了,他還是得靠自己的雙腳站著。

(作者為資安學者,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與任教單位無關。)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李忠憲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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