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振家
警方日前破獲竹聯幫西堂暴力放貸集團，揭露地下金融犯罪已發展出新的犯罪模式。被害人向地下錢莊借款一百二十萬元後，另有成員假冒「債務整合團隊」，誘導其簽下高達五百八十萬元的本票，再透過監控通訊軟體、掌握住居動向、到住家散發傳單及大聲公騷擾等方式持續施壓。這起案件顯示，今日地下金融早已不是單純高利貸，而是結合暴力討債、心理控制、資訊監控、法律操作及組織犯罪的複合型犯罪。
令人憂心的是，犯罪集團早已完成犯罪模式升級，司法治理思維卻仍停留在過去。
依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統計，近年重利罪不起訴率長期超過七成。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法院定罪率，而是大量案件在偵查階段即因證據不足而止步。原因在於現行《刑法》第三四四條仍要求檢察官證明放貸者「乘他人急迫、輕率、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處境」，並取得「顯不相當利益」。如此高度依賴主觀構成要件的設計，使犯罪集團有充分空間利用契約形式規避刑責。
刑法第344條。（擷取自全國法規資料庫網站）
實務上，部分案件甚至出現「有工作就不算急迫」、「曾借過地下錢莊就不是無經驗」等認定標準。然而，一個人若願意接受年利率動輒百分之一百、甚至數百%的借貸條件，本身即足以反映其已陷入正常金融體系無法協助的困境；反覆借貸，更可能是遭「以債養債」與暴力催收逼迫的結果，而非代表具有對抗地下金融的能力。司法若仍停留在形式審查，很容易忽略犯罪集團真正的控制手段。
更值得注意的是，被害人結構也正在改變。許多受害者已不是外界刻板印象中的賭徒或投機者，而是剛踏入社會、金融知識不足的青年、信用條件不佳的弱勢家庭、單親家長、失業者及外籍移工。他們不了解本票的法律效果，也缺乏辨識高風險借貸的金融素養，在資訊極度不對等的情況下，成為地下金融最容易鎖定的對象。
因此，司法改革不能只停留在等待修法。
法務部應優先制定全國一致的「重利罪偵查與認定辦案指引」，統一各地檢署偵辦標準，降低認定差異。辦案指引應建立以實質審查為核心的偵查模式，要求檢察官將砍頭息、手續費、違約金等各種變相利息納入整體計算，不再只看契約表面利率；同時，只要發現異常高額本票、扣押證件、暴力催收、假借債務整合等情形，即應同步朝恐嚇、妨害自由、組織犯罪、詐欺及洗錢等方向整合偵辦，而非將完整犯罪鏈切割為單純借貸糾紛。
法務部應優先制定全國一致的「重利罪偵查與認定辦案指引」，統一各地檢署偵辦標準，降低認定差異。（中央社資料照）
長遠而言，《刑法》第三四四條亦有檢討必要。司法應逐步將審查重點由「被害人是否急迫、無經驗」，轉向放貸者是否利用資訊落差、暴利及控制手段，對弱勢族群進行系統性剝削。法律真正應該追究的，不是被害人是否夠悲慘，而是加害人是否透過制度漏洞牟取暴利。
地下金融犯罪的本質，已從「借貸」演變為「金融控制」。今天最大的危機，不是犯罪集團懂法律，而是犯罪集團比被害人更懂法律，也比一般民眾更熟悉司法制度。當犯罪集團最有力的工具，不再只是暴力，而是一張具有法律效力的本票時，司法改革就不能再用昨天的制度，處理明天的犯罪。唯有讓司法治理與犯罪型態同步進化，才能真正守住法治社會保護弱勢的最後一道防線。
（作者為管理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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