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翔濬
我是一位今年33歲、天生腦性麻痺多重重度障礙者，我每天張開眼睛，都在用這具不聽使喚的身體跟這個世界拔河。日前看著新聞上政黨大張旗鼓宣告要把「安樂死法制化」列為公投提案，我心裡只有滿滿的悲傷與憤怒。
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日前舉行「生命自主 尊嚴善終 為你自己投下關鍵一票」記者會。（資料照）
在缺乏健全社會支持體系的前提下，倡議「死亡自主」可能流於流於表面。當國家與社會尚未提供足夠的生存支持時，少數人往往並非出於自由意志選擇死亡，而是面臨「無從選擇」的困境。
我始終相信「死不難，解決問題才難」。今年（2026）五月台南罕病病友的事件，背後真正的結構性問題在於社會人力支持制度不足（大眾所說的長照與身心障礙者個人助理等）、社區無障礙環境仍待改善，以及社會支持系統的斷裂。
他生前曾明確表示：「他並不是因為不得不離開，而是因為台灣沒有給他一個可以好好活著的選項。」死後卻被政客扭曲本意，拿來當作推動安樂死的籌碼，這難道不是另一種制度性的隱形暴力？
在台灣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仍有不足、無障礙環境仍有改善空間的當下，推動安樂死公投實屬本末倒置。國家應優先「完善活的選擇」：完善社會制度的支持，並保障重症與障礙家庭的經濟安全。當社會尚未提供足夠資源協助障礙者尊嚴生活，卻優先建立合法死亡的機制，無異於迴避福利國家的建設責任。
在台灣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仍有不足、無障礙環境仍有改善空間的當下，推動安樂死公投實屬本末倒置；示意圖。（資料照）
此外，生存尊嚴與基本人權保障不應訴諸多數決。在社會對障礙者與重症者仍存在隱性偏見的結構下，發動全民公投將使少數群體的權益面臨被主流意見邊緣化的風險。
我們應看清資源分配不均與結構性支持匱乏的現實，而非將其包裝為個人化的「自主選擇」。在國家尚未建立完善的自立生活與平等的生存權利之前，我不認同任何消極推動安樂死法制化的公投提案。請傾聽障礙者渴望在社區尊嚴活著的聲音，優先健全支持體系，而非以消極的方案替代活著的可能。
（作者為障礙人權倡議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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