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小公務員
近期「剴剴案」中社工遭判刑兩年且不得緩刑，引發社會高度爭議。輿論迅速分裂為兩端：一方認為，若不究責第一線人員，兒童保護將形同虛設；另一方則質疑，將刑責加諸於社工，恐使社工體系走向防衛性恐慌。
男童「剴剴」遭保母虐死案，兒福聯盟社工陳尚潔（右）涉過失致死，一審被判2年徒刑。（資料照）然而，這樣的對立，恐怕過度簡化了問題本質。
事實上，本案之所以引發強烈情緒，並不僅在於結果的悲劇性，而在於過程中出現了明顯的警訊。當傷勢已超出一般意外可合理解釋的範圍，例如多重傷害甚至牙齒斷裂時，這已不是「是否懷疑」，而是「是否應立即啟動更高層級保護機制」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要求第一線人員負起一定責任，並非毫無基礎。
但若僅止於此，則忽略了更深層的結構困境。
兒童保護從來不是低成本制度。它高度依賴人力、時間與跨專業協作，同時還必須承擔極低容錯的壓力。當前體系中，社工普遍承擔高案量，訪視與判斷品質自然受到壓縮；更關鍵的是，即便發現高風險個案，後端安置資源是否足以承接及照顧者提供資訊真實性，亦是影響決策的隱性因素。
我曾經看過一個案例，學校發現小孩身上有明顯瘀青並通知社工，社工馬上反應說保母已經有先電話告知有跌倒導致瘀青，老師覺得奇怪，於是將照片傳給社工，社工驚覺跟保母說的有出入，社工處理之後當下卻不願意通報個案，因為他們找不到其他保母願意承接，雖然該個案最後有轉到其他保母照顧，但由此可知社工實務上的困境。
剴剴案引發強烈情緒，並不僅在於結果的悲劇性，而在於過程中出現明顯警訊。（資料照）當系統承接能力不足時，「是否立即通報或移出」不再只是專業判斷，而成為在多個不理想選項之間的權衡。此外，保母照顧現場具有高度私密性，外部監督多為間歇性，資訊不對稱亦會影響社工的判斷。
但這並不意味著可以接受現狀。
關鍵不在於消除所有風險，而在於是否已將「可預防的風險」降至最低。當高風險徵象出現時，制度是否允許模糊處理？當第一線人員需要做出關鍵判斷時，是否有足夠時間與其他專業支援？當決定啟動保護機制時，是否確實有穩定的安置資源可以銜接？這些問題，才是衡量一個兒保體系是否成熟的標準。
兒童保護的制度，是在有限資源中對抗最壞可能。它無法承諾零風險，但也不應容許明顯風險被忽視。將責任完全歸咎於個人，無助於制度改善；然而完全免責，亦將削弱專業義務的底線。
在責任與現實之間，社會需要的不是情緒，而是更精準的反思：如何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優先確保高風險個案被看見、被處理、被承接。唯有如此，才能夠避免類似的悲劇再度發生。
在資源有限條件下，優先確保高風險個案被看見、被處理、被承接，才能夠避免悲劇再發生。（資料照）（作者為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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