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仁斌
近年來,隨著減碳壓力升高,部分擁核論述開始以「非碳家園」為核心語言,進一步延伸出「以核養綠」的政策想像。這類說法看似回應氣候變遷,實則透過語言轉換,將核能重新定位為能源轉型的必要選項。問題不在於是否討論核能,而在於此類論述如何簡化複雜問題。事實上,當一個概念可以被任意延伸,它往往不再是原則,而是工具。
核電在運轉過程中確實不直接排放二氧化碳,但若從鈾礦開採、燃料製造、電廠建設到除役的全生命週期來看,其碳排量仍高於風力與太陽能;圖為核三廠。(資料照)
首先,「非碳家園」的概念本身即存在過度延伸的現象。核電在運轉過程中確實不直接排放二氧化碳,但若從鈾礦開採、燃料製造、電廠建設到除役的全生命週期來看,即便在相對有利的評估下,其碳排量約為12克CO₂/kWh,仍高於風電(約3克)與太陽能(約5克)。這意味著,關鍵並非「是否為零碳」,而是不同技術在減碳效率上的相對排序。當「非碳」被簡化為單一標籤時,能源選擇的比較基準也隨之被扭曲。
其次,核能在時間尺度上的限制,使其難以回應當前減碳需求。核電廠從規劃到運轉,往往需時10年以上,遠超過能源轉型所剩的政策時間窗口。相較之下,再生能源與儲能系統可在2至5年內部署完成。當減碳已進入關鍵時期,任何延後效果的投資,都可能影響整體轉型進度。在此條件下,將核能視為減碳主力,不僅效果有限,亦可能排擠有限的轉型資本與政策資源。
再者,「以核養綠」的說法,看似強調能源互補,實際上卻忽略電力系統的結構特性。核電屬於高固定輸出的基載電源,在現行電網調度與市場機制下,與具有波動性的再生能源之間,往往存在結構性張力,而非單純互補關係。
國際經驗亦提供對照。以法國為例,其高度依賴核電的電力結構,使再生能源發展相對遲緩;相對地,德國則透過擴大再生能源與電網調整,快速提升綠電占比。這些差異顯示,能源配置不只是技術選擇,更涉及制度設計與發展路徑。
福島事故後累計數千億美元規模的處理成本,到高階核廢料跨世代的處置問題顯示,核能所涉及的並非單一技術風險,而是長期制度承擔;圖為福島核電廠。(法新社檔案照)核能的風險與成本,亦無法透過語言重新定義。從福島事故後累計數千億美元規模的處理成本,到高階核廢料跨世代的處置問題,核能所涉及的並非單一技術風險,而是長期制度承擔。即使在技術持續改良的前提下,這些問題仍難以完全消除。目前全球僅有極少數國家進入最終處置規劃階段,且仍處高度爭議之中,顯示核廢問題本質上仍是未解決的制度挑戰。
因此,當「非碳家園」與「以核養綠」被反覆使用時,真正發生的,不只是概念混用,而是一種政策敘事的轉向:將複雜的能源轉型問題,壓縮為單一技術選項的正當性辯護。這種轉向,使原本應該討論的核心問題—如何在時間壓力下配置資源、如何建立電網彈性、如何分配長期風險—逐漸退場。
最後,值得提醒的是,能源轉型的關鍵,從來不在於選擇一種「看似完美」的技術,而在於建立一套能持續調整與修正的制度能力。若公共討論長期停留在簡化的標籤與口號之中,我們所失去的,不只是政策判斷的準確性,更是面對不確定未來時進行理性選擇的能力。
(作者為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文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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