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逸南
依自由時報3月27日A3版「法官不採認柯文哲收賄1500萬 北檢：判決有違誤 將上訴」報導指出，台北地方法院昨宣判京華城收賄等弊案，將前台北市長柯文哲依收賄等四罪合併判刑十七年、褫奪公權六年，但合議庭僅認定柯收賄二一〇萬元罪證確鑿，但收賄一五〇〇萬部分，除了柯自己於「工作簿」檔案中記載的「審判外不利於己的書面陳述」，尚缺乏其他必要的補強證據，不能僅憑自白當做認定收賄的唯一證據；但此部分因與柯收賄二一〇萬元屬想像競合的同一罪關係，因此不另行諭知此部分無罪。
民眾黨創黨主席柯文哲因京華城案、政治獻金案，台北地方法院3月26日一審宣判17年有期徒刑、褫奪公權6年。（資料照）又指出，判決書指出，柯文哲雖在「工作簿」明確記載各款項的時間、金額、姓名及經手人，但記載方式不能認定為帳冊，充其量只是「被告於審判外不利於己的供述」，但被告的自白不得作為判有罪的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證據，且補強證據須是具備構成犯罪事實的獨立證據，而非只是自白的佐證。此項「京華城案」判決未採行實務上經常使用的「廣義自白」概念來認定犯罪事實（參照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867號刑事判決要旨），令人覺得有點奇異，是否意謂著目前「司法正義」向前邁進了一步？
查台灣創新法律協會2021年11月12日「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4652號刑事判決」一文指出，又使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供述，如採取一問一答之問答方式，不免受限於訊（問）者之發問內容，亦容易流於片斷詢答，自應就其供述之全部，參酌卷內其他證據資料為綜合歸納之觀察，依經驗及論理法則衡情度理，本於確信客觀判斷，方符真實發見主義之精神。如僅擷取其中之片言隻語，予以割裂分別評價，此證據之判斷自欠缺合理性而與事理不合，即與論理法則有所違背。
在「廣義自白」作為刑案定罪之依據，此項「但得提出反證，主張其自白非事實」但書之規定，對於被告極為重要；圖為台北地院3月31日首開先例釋出該案法庭公播畫面。（取自台北地院YT）另查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509號判決指稱，「至關於犯罪構成要件之主觀要素，如故意、過失、知情、目的犯之目的（意圖），均潛藏在個人意識之中，通常無法以外部證據證明其內心之意思活動，倘被告就此主觀要素之自白出於任意性，則無須補強證據，但得提出反證，主張其自白非事實。」在「廣義自白」作為刑案定罪之依據，此項「但得提出反證，主張其自白非事實」但書之規定，對於被告極為重要。
綜上，目前「京華城案」判決，法官未採行「廣義自白」概念來認定柯收賄1500萬犯罪事實，我們發現在訴訟程序中，有關被告就犯罪構成要件的主觀要素之自白是否出於「任意性」，以及被告及其辯護人是否提出「反證」，為重要考量因素，值得探究。
（作者為仲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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