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蕭錫惠
當一個社會選擇對年輕一代隱瞞真相，它不只是掩蓋歷史，而是在重塑價值的邊界。歷史從來不只是過去的紀錄，而是用來界定是非、責任與底線的共同記憶。一旦這段記憶被扭曲、淡化或刻意遺忘，整個社會的道德座標也會隨之偏移。
當謊言被包裝為現實，當權力可以逃避責任而不需付出代價，下一代學到的，不再是誠實與正義，而是如何在不誠實中生存，甚至從中獲利。久而久之，卑鄙無恥不再令人羞愧，反而成為一種默許的成功方式。
錯誤，不會自己消失。
沉默，本身就是一種選擇。
台灣的歷史進程中，這樣的問題從未真正結束。
二二八事件雖已逐步被揭露，但責任的釐清與制度性的反省，仍未完成。對許多年輕人而言，它逐漸被簡化為一個符號，而不再是一段必須理解的歷史。當歷史被符號化，它就失去了警示的力量。
超過七十個民間團體於今年共同發起紀念二二八事件七十九週年紀念行動，透過走上街頭的方式，重新面對二二八歷史記憶。（資料照） 林宅血案至今未破，陳文成事件疑點重重。這些案件的共同點，不只是未解，而是制度對真相的遲疑。當國家無法說清楚發生了什麼，或不願意說清楚，社會便會在不確定與猜疑中失去信任，進而侵蝕整個司法與政治體系。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樣的陰影並未停留在過去。近年的司法爭議案件，使部分社會開始質疑制度是否仍具備自我修正的能力。當一個人可能用一生承擔錯誤判決，而制度卻無法在其有生之年完成修正，那麼「正義終將到來」，就不再是信念，而只是延後的安慰。
當歷史的問題未被解決，它就會以新的形式回來。
而這種反覆，正逐漸演變為一種結構性的現象。當教育簡化歷史，司法無法自我修正，政治選擇性記憶，一整套「溫和的遺忘機制」便悄然形成。在這樣的機制下，歷史不再是教訓，而成為可以被調整的敘事；真相不再具有約束力，而成為可以被協商的版本。
問題從來不是我們不知道真相，而是有人不希望我們知道。
其結果，是更深層的危機：司法信任的崩解、社會對立的加劇、公共討論的撕裂。當不同群體各自擁有不同版本的「真相」，民主不再建立在共識之上，而陷入彼此否定的循環。制度仍在運作，但信任已開始瓦解。
而此刻，臨界點已經出現。2026年3月26日，柯文哲案宣判。
無論結果如何，社會都分裂為兩種真相、兩種敘事、兩種信任體系。對一部分人而言，那是正義；對另一部分人而言，卻可能是權力的展現。
京華城弊案宣判，台北市前市長、民眾黨前主席柯文哲被重判17年、褫奪公權6年。（資料照） 問題的關鍵，從來不在個案本身，而在於制度是否仍能被共同信任。
一個不敢面對自身歷史的社會，終將失去判斷的能力。沒有穩定標準的社會，只能依附權力的敘事而運作；當權力缺乏約束，真相就會變得可有可無。
因此，記憶不是負擔，而是防線。誠實也不是代價，而是制度得以運作的基本條件。沒有誠實，就沒有信任；沒有信任，再精密的制度也只是空殼。
如果我們選擇不面對歷史，那麼未來，終將用更殘酷的方式讓我們面對。
（作者是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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