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靖心
民眾黨創黨主席柯文哲涉京華城等弊案，一審被判刑17年，民眾黨主席黃國昌隨即號召小草於3月29日上凱道「討公道」。（資料照）
民眾黨創黨主席柯文哲涉京華城等弊案，一審被判刑十七年，民眾黨主席黃國昌遂號召小草於三二九上凱道「討公道」。然而，其訴求是否具備正當性？令人存疑。當群眾高喊口號，並將矛頭指向執政者，卻忽略案件事實脈絡與責任結構，顯然情緒已凌駕理性之上。
京華城案進入司法程序，起點源自藍營議員鍾小平向地檢署告發，市議會調查小組亦由藍營議員林淑慧擔任召集人主導；後續更涉及企業行賄，且已有認罪事實。換言之，從揭弊來源、制度性調查到行為主體，責任脈絡清楚可追溯。當京華城案之告發者、議會調查召集人皆為藍營政治人物，民眾黨卻在三二九集會中將政治責任全面轉嫁至無直接關聯的民進黨及賴清德，這不只是論述偏差，更是對事實的刻意重組與稀釋。
法院審理此案，一審判決需由三位法官聯合審理，兼顧檢察官起訴、辯護人抗辯、證據調查與言詞辯論，以確保判決公正性與證據裁量的嚴謹性。法治國家的核心，在於制度化程序處理爭議：若不服判決，應循上訴救濟，由上級法院重新檢視法律適用與事實認定，而非走上街頭訴諸民粹。
台北地方法院審理此案，一審判決需由三位法官聯合審理，兼顧檢察官起訴、辯護人抗辯、證據調查與言詞辯論，以確保判決公正性與證據裁量的嚴謹性。若不服判決，應循上訴救濟，而非走上街頭訴諸民粹。（資料照）
三二九集會以情緒化口號、錯置責任與片面敘事，將複雜法律問題降格為政治表演。若社會接受「不滿判決即可動員施壓」的邏輯，法治秩序勢必陷入不確定危險。則民眾黨的集會訴求究竟是追求正義，抑或為特定政治立場背書？其正當性值得社會嚴肅看待。
法治社會容許質疑，但不容顛倒是非；可以上訴，但不能上街翻案。當責任結構清晰可辨，卻仍錯置抗議對象，三二九集會的正當性與訴求便失去法律與理性基礎，最終危及司法制度的公信力。當街頭口號取代法庭證據，「討公道」不再是正義，而成為政治操弄的表象！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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