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仁斌
聯合報《重磅快評》指稱賴政府接受新核能，等於非核家園破產。這種論調看似犀利，實則存在多重結構性謬誤：將能源政策簡化為政治劇情與口號對立，而忽略制度分析與跨世代責任。
將政策調整逕自解讀為非核破產，是過度簡化，掩蓋了真正的治理課題。圖為核三廠。（資料照）首先，能源政策不是誰出手或誰喊話就能定義成敗。衡量政策成效的核心指標應包括供電穩定性、價格合理性、碳排目標達成與整體系統韌性。僅憑立場轉換便宣稱政策破產，無異於將公共治理簡化為政治勝負。能源決策的基礎，應是制度設計與實證分析，而非個人言論或政治姿態。
其次，將「新核能」視為即刻可行的解方，也忽略技術成熟度差異。核融合仍處於實驗階段；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雖受到關注，但商業化與大規模運行經驗仍有限。將技術願景直接等同政策可行性，是典型的「從技術到政策的跳躍謬誤」。公共政策必須建立在可執行、可監管與可量化的技術基礎上，而非寄託於未成熟的選項。
再者，以部分國家核能政策調整作為台灣必須跟進的理由，也忽略全球能源結構變動的全貌。近年新增發電容量中，再生能源占比極高，核能發展仍面臨成本、建設期與社會接受度等挑戰。選擇性引用案例，無法取代對全生命週期成本與長期治理風險的完整評估。
此外，將供電不穩或電價上漲單純歸因於非核政策，也未檢視全球燃料價格波動、能源市場結構與技術瓶頸等因素。能源安全不僅取決於是否擁有基載電源，而是供電總量、系統彈性、風險分散與調度能力的綜合表現。核電雖可提供穩定基載，但其高資本成本、長建設期與較低調度彈性，使其在系統韌性上並非天然優勢。
台灣再生能源推動聯盟秘書長高茹萍說明，核四公投過程中，一直有人質疑再生近年新增發電容量中，再生能源占比極高，民眾不用擔心。圖為太陽能發電。（資料照）
核廢料與長期責任更不可忽視。無論是乾式貯存或深地質處置，都涉及跨世代治理與嚴格監管。若討論只強調穩定與能量密度，而未納入長期制度風險，政策辯論便可能流於宣傳，而非完整的公共治理分析。
總而言之，能源政策不是口號，更不是可以用一句「非核破產」裁決的議題。核能可以是選項之一，但必須在制度理性、全生命週期成本、風險承擔與社會共識的框架下比較。將政策調整逕自解讀為破產，不過是過度簡化，掩蓋了真正的治理課題：如何在安全、成本、減碳與韌性之間找到制度化平衡。
台灣能源政策的核心，不在於誰的聲量更大，而在於誰願意對風險承擔責任。唯有回到制度誠實、風險內部化與透明比較，社會才能形成理性的能源選擇，而不是被口號牽動。
（作者為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文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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