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蕭錫惠
在一個標榜法治的社會裡，最危險的不是違法，而是合法地逃避責任。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政府機關與一定規模以上的企業，皆負有進用身心障礙者的義務。現行制度採比例制設計，公部門約為3%，私部門約為1%，並依員工總數換算應進用名額。其立法初衷，是矯正就業市場的結構性歧視，使弱勢者得以進入職場，建立基本的尊嚴與自立能力。
然而，制度在實務運作中，卻逐漸偏離原意。
就業市場結構性歧視，使弱勢者得以進入職場，建立基本的尊嚴與自立能力。（資料照）
表面上，法律設定進用比例；但在實際運作中，責任卻被簡化為「達標即可」的最低門檻。當組織只需滿足最低要求，而無須持續改善，自然會選擇成本最低的方式完成義務。
關鍵問題在於「差額補助費」機制。未達進用標準者，只需按月繳納費用，即可符合法律規定。近年差額補助費每年規模約達50至70億元（依勞動部與地方政府統計資料整理），且長期維持高水位。這不僅顯示大量機關與企業未履行進用義務，更意味著「以繳費替代聘用」已成為制度化選擇。
但這筆錢並未消失。
依制度設計，差額補助費進入各地方政府的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主要用於補助雇主聘用身障者、提供職務再設計、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並有部分提撥至中央統籌運用。表面上看，這是一套以財務促進就業的再分配機制。
然而，問題正出在這裡。
制度實際運作形成一個循環：企業不聘用，改為繳費；政府再用這筆資源補助其他企業聘用。於是，責任不再是必須履行的義務，而轉變為可以轉嫁、可以分配的財務安排。
這代表一個根本性的轉變：就業責任被抽離，轉化為間接、可替代的制度機制。當繳錢比改變更容易，當責任可以外包給制度運作，多數組織自然會選擇退出直接承擔。
這並非單純的道德失敗，而是制度設計所導致的理性結果。
這樣的制度運作，帶來三個後果。
首先，責任消失。未達標的代價僅為支付費用，缺乏實質問責，法律的約束力因此削弱。
其次，誘因錯置。制度鼓勵的是成本最小化，而非實質就業的增加與改善。
第三，價值扭曲。身心障礙者的工作機會，被轉化為可以用金額替代的選項，反而加深排除與邊緣化。
更值得警惕的是，政府本身也可能成為制度的規避者。當國家一邊制定法律，一邊以公務預算繳納差額補助費完成形式上的合規，實際上已形成制度性的自我寬免。公共資源不再用於創造機會，而是用來填補未履行的責任。
長此以往，人民對法治的信任將逐步流失。
問題的核心，不在個別機關或企業，而在制度設計本身。當責任可以被替代、可以被轉嫁、成本又低於改變，而問責機制缺席，制度必然走向形式化與空洞化。
改革，必須回到一個最基本的原則：責任不可替代。
政府機關與一定規模以上的企業進用身心障礙者未達標，可以繳納差額補助費，後果是制度從保障弱勢轉變為保護逃避責任者。（資料照）應提高差額補助費至足以形成實質壓力，使其不再是廉價替代方案；建立明確問責機制，對長期未達標的機關與企業追究決策責任；強化職務再設計與無障礙支持，降低實際進用的制度障礙；並提高資訊透明度，公開各機關與企業的達標情況，使社會監督形成壓力。
而最重要的是，政府必須以身作則。
當國家自身無法達到法律標準時，對民間的要求將失去正當性。法治的核心，不在規範他人，而在約束權力。
差額補助費表面上用於促進就業，但其制度效果，卻是將直接聘用的責任，轉化為一套可轉嫁、可分配的財務機制。
當法律開始允許責任被買斷，崩解的，不只是制度，而是整個社會對正義的信任。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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