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蕭錫惠
在2026年全球地緣政治持續動盪的背景下，台灣正處於印太戰略的關鍵位置。烏俄戰爭尚未結束，中東衝突仍在延燒，而印太地區的軍事競逐也同步升溫。中國近年持續擴張軍事力量，並加大對台軍事壓力，使台灣安全問題愈來愈受到國際社會關注。在這樣的環境下，台灣不僅位於第一島鏈的重要節點，更是全球九成以上先進晶片的重要生產基地，其安全與穩定早已超越地方政治的範疇，成為國際戰略格局的重要一環。然而，台灣內部圍繞國防預算的政治爭議，正逐漸引起華府的高度關注。在美國戰略決策者眼中，這已不只是藍綠政治的分歧，而是一場關於防衛意志與戰略重心的考驗。
一、華府的疑慮：1.25兆元不是數字，而是防衛意志
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指出，戰爭本質上是政治意志的延伸，而軍事力量則是這種意志的具體表現。對當前的美國政府而言，台灣提出的八年1.25兆元國防特別預算，不僅是一份軍事採購計畫，更是一種清楚的政治訊號，象徵台灣是否準備為自身安全承擔責任。
我國國防特別預算中，包含對美採購M109A7自走砲等項目，圖為美國陸軍的M109A7自走砲實彈射擊畫面。（取自美軍DVIDS網站） 在華府的戰略視角中，台灣安全與印太秩序緊密相連。當全球科技供應鏈與半導體產業高度集中於台灣時，台灣的防衛能力也自然成為國際安全的一部分。因此，國防預算在美方眼中並非單純的財政議題，而是一種衡量防衛決心的重要指標。1.25兆元不是單純的數字，而是防衛意志的度量衡。
美國近年在印太戰略中持續強調「盟友防衛責任」（burden sharing，意指盟友分擔防衛責任），要求合作夥伴在安全體系中承擔相應角色。這不僅是一項政策方向，更是一種對盟友政治意志與制度穩定性的檢驗。
二、「3800 億＋N」：戰略摩擦與建軍連續性
國民黨提出「見到發價書再撥款」的「3800 億＋N」方案，強調監督與財政審慎。然而在戰略層面，這樣的制度安排卻引發另一種疑問。軍事建軍並非一次性的採購，而是一個長期且連續的制度工程，涉及多年生產排程、戰備規劃以及盟友之間的信任基礎。無論是防空系統、飛彈防禦或各類軍事裝備，都需要穩定的預算支持與長期規畫。
在《戰爭論》的概念中，戰爭充滿各種「摩擦力」。任何增加決策延遲與制度不確定性的因素，都可能削弱整體戰略效率。當國防預算出現高度不確定性時，不僅會影響建軍進度，也可能對國防工業合作與台美安全互信造成連鎖影響。
國民黨提出「見到發價書再撥款」的「3800 億＋N」方案，強調監督與財政審慎。（資料照） 在地緣政治競爭加劇的時代，戰略訊號本身就具有政治意義。若防衛政策呈現出不一致的訊號，對手往往會將其解讀為內部意志的分裂，進而削弱威懾效果。真正影響安全的，不只是武器數量，而是政治體系能否在關鍵時刻展現一致的防衛決心。
三、監督與安全：民主制度的平衡
民主制度中的國會監督，本來就是國防政策的重要機制。預算審查、採購監督與政策辯論，都有助於避免資源浪費並提高決策品質。然而，在安全環境日益緊張的情況下，監督的方式與節奏也必須兼顧戰略需求。
對美國而言，盟友的可靠性不只體現在政治宣示，更體現在制度運作的穩定程度。當監督演變為長期延宕時，盟友之間的信任基礎也可能受到影響。部分美國政策圈人士已開始討論，在武器交付、軍事合作與安全協調上，是否需要重新評估優先順序。
對美國而言，盟友的可靠性不只體現在政治宣示，更體現在制度運作的穩定程度。圖為美國在台協會（AIT）在臉書貼出總統川普「以實力求和平」照片。（取自美國在台協會臉書） 對於長期主張能在兩岸與美國之間維持溝通管道的國民黨而言，這樣的信任變化無疑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訊號。國防政策可以有不同路線，但在國家安全議題上，任何制度設計都必須避免釋放錯誤的戰略訊號。
四、結語：防衛意志的政治選擇
克勞塞維茨提醒我們，政治目標決定戰爭手段，而所有戰略安排最終都服務於國家生存。當台灣面對的是長期而結構性的安全壓力時，國防政策就不再只是政黨競爭的工具，而是國家整體意志的展現。
在大國競逐日益激烈的年代，防衛預算從來不只是財政問題，而是一種國家意志的表現。當戰略重心已經清晰時，真正的問題不再是台灣是否需要防衛，而是台灣是否準備好以一致而穩定的政治決心，承擔守護自身安全的責任。在這樣的現實之下，防衛已不只是選項，而是國家存在的前提。
政府自2025年11月27日國防特別條例草案送審以來，多次向立委、國人說明國防特別預算全貌。（AI輔助，本報製表）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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