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米
台北地院判決黃國昌在「垃圾媒體」「垃圾週刊」案中免負民事賠償責任，這是法院就法律責任劃出的界線，卻不是對這種政治語言的價值背書。免賠，只代表未達民事侵權要件；不違法，也不代表這種語言適合作為民主社會公共討論的常態。若把一審判決直接解讀成「羞辱政治就能通關」，受傷的就不只是媒體聲譽，而是整體公共討論的品質。
民眾黨主席黃國昌前年3度在記者會上痛罵「鏡週刊」是「垃圾媒體、垃圾週刊」，日前台北地院判決黃國昌免負民事賠償責任。（資料照）
民主社會當然保障政治人物批評媒體的自由。報導若有錯誤，本可逐項反駁、要求更正，甚至循法律途徑主張權利。問題在於，當批評不再建立在事實、證據與論理之上，而是先以羞辱性標籤將對方打成「垃圾」，再藉衝突與對立動員支持者情緒，這就不只是發言風格問題，而是政治操作方式出了偏差。
當侮蔑取代論證，聲量便會壓過是非，情緒也會跑在判斷前面。更值得警覺的是，這類語言若非偶發失控，而是反覆出現，就表示那不是一時情緒，而是一套成熟的政治動員手法：先用羞辱定調，再製造敵我對立，最後把粗暴包裝成直白，把失格說成敢言。
法院守住的是言論自由的法律底線，社會更該守住民主政治的語言底線。（資料照）這種手法短期或許有效，因為它能催出基本盤、鞏固同溫層；但長期下來，社會將愈來愈難分辨什麼是批評、什麼是羞辱，什麼是監督、什麼是獵巫。法院守住的是言論自由的法律底線，社會更該守住民主政治的語言底線。若政治人物只要罵得夠重、夠狠、夠能帶動群情，就能連同說理責任一併卸除，最後被掏空的，就是公共討論最珍貴的理性與節制。
民主政治不是不能尖銳，而是不能把粗暴當能力，把羞辱當論述。真正成熟的民主，不會把情緒反擊誤認為政治魄力。當法律沒有替社會完成全部價值判斷，公共輿論就更該補上這一課：法院判免賠，不代表羞辱政治就能通關；若連這條界線都守不住，流失的將不只是一場官司的輸贏，而是民主社會最基本的討論能力。
（作者為退休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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