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仁斌
當政府以「人工智慧需要大量用電」作為核電重啟的理由時，問題不只是能源供需，而是：能源政策究竟是在回應社會需求，還是被技術發展反向牽引？
日本福島事故後長期停核，近年雖逐步重啟，但伴隨嚴格審查與高社會成本。圖為福島第一核電廠。（美聯社檔案照）
2011年福島核災之後，台灣曾以高度代價凝聚出「非核家園」共識。那不只是情緒，而是一種基於風險評估的集體選擇：當災難發生，其代價遠超任何經濟成長所能承擔。然而15年後，政策語言轉變。以「依法可行」、「經濟需要」與「AI需求」為理由，逐步重新詮釋能源政策框架。
「可以」從來不等於「應該」。依法行政提供的是行動邊界，而不是價值答案。當「依法」被選擇性引用，便可能轉化為政治選擇的包裝。更值得警惕的是，此次政策轉向並非單純來自民生需求，而是對「落後AI時代」的焦慮。於是，一項高度風險的選項，被納入算力競爭邏輯。
誠然，這種焦慮並非沒有依據。根據國際能源總署（IEA）預估，全球資料中心用電量將由2024年的415TWh，成長至2030年的約945TWh。電力需求確實上升，但問題應是如何建立韌性系統，而非回到對單一能源的依賴。
問題的核心不在核電，而在於：在追求發展的過程中，我們願意承擔多少不可逆的風險？當AI開始定義能源選項，風險評估也可能被重新標定。
台灣曾以高凝聚出「非核家園」共識。然而政策語言轉變。以AI需求為理由，逐步重新詮釋能源政策框架。圖為AI示意圖。（法新社檔案照）
核電從來不只是技術問題，而是治理問題。核廢料處置仍未解決，屬於跨世代難題；新式核能尚未成熟；台灣的地震與人口密度條件也未改變。改變的，是政策語言與政治態度。當年以「非核家園」凝聚共識，如今則以「條件允許」重新界定方向。這不只是修正，而是風險界線的重新劃定。
國際經驗亦顯示，核能重啟並非簡單選擇。以日本為例，福島事故後長期停核，近年雖逐步重啟，但伴隨嚴格審查與高社會成本。這是一種高風險下的折衷，而非可複製答案。
同時，全球企業透過RE100推動轉型，能源競爭正轉向低碳與韌性。核電不屬於RE100定義的再生能源，光電與風電才是產業綠電需求的主要來源。
於是，一種結構性落差浮現：一邊強調AI發展需求，一邊淡化核安風險；一邊強調技術進步，卻未提出完整制度解方。能源討論逐漸從制度分析，轉向語言建構。
真正的問題，不在於選擇哪種能源，而在於我們是否仍能為風險劃界。當「發展」成為唯一理由，風險可能被合理化；當代價不再被清楚界定，決策也將偏離理性。能源政策的成熟，不在於追上技術，而在於能否在不確定中守住界線。否則，失去的不只是安全，而是判斷何者不該承擔的能力。
（作者為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中國文化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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