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忠憲
2011年日本福島核災發生之後，台灣社會曾經做出一個看似艱難、卻極其清晰的選擇：非核家園。
日本於2011年發生311福島核災，台灣社會做出選擇，走向非核家園。（美聯社檔案照）那不只是能源政策，而是一種文明選擇，在效率與風險之間，我們選擇承認人類的有限。
然而，十五年後，我們卻開始重新討論一件本應被歷史記住的事情：是否要重啟核電。而且這一次，理由變得很現代，也因此更加危險。
賴清德所提出的重啟核電理由，第一個是法律因素：依法行政，《核管法》修法後，行政部門必須評估核電重啟的可能性。
這是一個形式上的理由，法律要求「可以做」，並不等於「應該做」。這個說法在行政院長卓榮泰對藍白許多無法執行的法律不副署之後，更顯得站不住腳。
總統賴清德表示，核二、核三具重啟條件，台電的「準備重啟計畫」，月底送核安會審議。（資料照）台灣經濟成長、產業擴張，用電需求上升。這是一個典型的現代迷思，把「成長」當作不可質疑的前提，完全沒有考慮到成長所需要付出的可能代價。
全球重視減碳，核能被視為低碳選項。
這是一種選擇性遺忘，低碳，不代表低風險，更不代表可承受。核能發電要被認為是綠能，有爭議，而且有相當多的限制和條件：核廢料必須有可行的最終處置方案，必須符合高度核安標準，可以防止像車諾比核災、福島核災這類事故，新建電廠必須是「較新型」設計，必須在「過渡能源」框架下使用。
AI、算力中心、量子計算將帶來巨量用電，這才是真正的核心理由，也是最令人不安的一點。真正的問題不是核電，而是我們為什麼需要它，我們被告知：因為AI，需要更多電，所以核電合理，這句話可以被翻譯成：為了讓機器更強大，人類願意承擔更高風險。這是一個哲學問題，而不是工程問題。
福島之後，核能世界其實沒有改變，我們必須誠實面對幾個事實：核廢料問題依然無解（不是技術問題，是政治與倫理問題），新型核能（SMR等）尚未大規模商轉，核安風險並沒有本質性突破，台灣地震頻繁，地理條件未改變。
新型核能（SMR等）尚未大規模商轉，核安風險並沒有本質性突破；圖為美國NuScale公司正在進行小型核電設施開發。
（美聯社檔案照）換句話說，環境沒有改變，改變的是決策者的態度。
而這種改變，來自一種新的焦慮，對「落後於AI時代」的恐懼。
向人工智慧讓步，是文明的一種退讓，這裡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是否已經默默接受了一個前提，AI的發展，是不可逆、不可質疑、不可限制的。
對非核家園的背叛，不只是政策，而是價值的鬆動，民進黨曾經用「非核家園」作為一種道德承諾。
但今天，這個承諾被重新解釋為：「在條件允許下，可以調整。」，這種語言上的轉換，其實是一種政治技巧，但它意味著：價值可以為效率讓步。
民進黨曾經用「非核家園」作為一種道德承諾，圖為去年環保團體遊行，不同意核三重啟。（資料照） 當一個社會開始為了滿足人工智慧的電力需求而重新擁抱核能時，真正被犧牲的，不只是安全，而是人類為自身設下界線的能力，以及拒絕無止境進步的勇氣。
（作者為資安學者，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與任教單位無關。）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李忠憲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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