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利安・萬斯（Elian Vance）
為台灣生存辯護的戰略論述，一直以半導體和軍事嚇阻為語言。以性別平等為語言的論述，卻幾乎付之闕如。但它本應如此。台灣建構了一個在亞太地區無他者能及的成就：一套同時具備民主根基、文化底蘊與結構韌性的女性政治與公民權力模型。姑且稱之為「社會護盾」——而其在任何被吸收或民主崩潰的情境下，一旦失去，便無法復原。
這不是西方自由價值東移的故事。這是一個亞洲成就——從亞洲制度與文化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成就——其意涵遠遠超出台灣海峽。
數字
台灣立法院42%左右的席次由女性擔任——這是全球最高比率之一，超過美國國會的28%、歐盟平均的3%，甚至超越荷蘭。荷蘭在結構上鼓勵兼職工作，此制度名為家庭友善，實則在晉升最高職位的路徑上形成了實質的「玻璃天花板」，儘管其國會議員中女性比例接近40%。
台灣的立法院約42%的席次由女性擔任，超過歐美等國。 （資料照） 在世界經濟論壇每年編製的全球性別差距指數中，台灣持續優於歐洲大部分國家。其性別薪資差距約為14%——雖仍存在差距，但窄於德國的18%、英國的14.3%、日本的22%，以及南韓的約29%。南韓連續27年在經合組織成員中排名最差。南韓的出生率——2023年創下0.72的歷史新低，是有紀錄以來任何國家最低——是一個抽取女性勞動力卻未賦予女性權力的社會，所付出的人口代價。
台灣首位女性總統蔡英文，從2016年到2024年完整擔任兩任。她的當選並非異例，而是因為女性領導已在她之下的每一個層次正常化——在市政府、在董事會、在廟宇之中。傳統作為根基，而非障礙常見的假設是：社會進步需要與傳統決裂。台灣的軌跡直接挑戰了這一點，而其機制至關重要。
台灣首位女性總統蔡英文，從2016年到2024年，完整擔任兩任總統。（資料照） 這座島嶼的精神地景，由媽祖主導——她是中國民間信仰中最廣受崇拜的神明之一，每年有數以千萬計的信眾參與她的遶境活動。這裡的重要性在於文化而非神學。台灣是一個從未在結構上對女性權威存在問題的社會。神聖從來不是純粹男性的。女性權力從來不被視為出格，不需要特別的正當性辯護。
福建省共享這一信仰傳統，卻未能產生相同的政治結果——這確認了對女性權威的文化開放性是必要條件，但並不充分。它需要民主制度，才能將文化可能性轉化為政治現實。這是文化土壤——它並未直接造就台灣的性別平等，但它意味著那些將此平等正式化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不會排斥它的土地上。
媽祖是台灣最廣受崇拜的神明。圖為旗山天后宮媽祖攜手白沙屯拱天宮媽祖聯合平安遶境。（資料照） 台灣的佛道教網絡強化了這一點。慈濟基金會——亞洲最大的人道主義組織之一——由佛教尼姑證嚴法師創立，主要由女性管理運作。它在數十個國家運營醫院、學校與賑災業務。這不是儀式性的權力，而是在機構規模上運作的組織性權力，且早於正式的政治成就，並支撐著那些成就。
民主使性別平等成為台灣性格
政治機制同樣重要。1990年代，台灣走向完全民主化之際，民主進步黨將性別配額納入黨章，要求女性至少擔任四分之一的黨職。其他政黨相繼跟進。這不是外部強加的——這是在台灣正在定義「台灣意味著什麼」的同一個十年裡，由內部做出的決定。
二十世紀末的民主運動，是一場為生存與自決而戰的鬥爭。女性身處最前線——作為組織者、律師、政治人物與異見者。當台灣贏得其民主身分認同時，性別平等已與那個身分認同融合在一起。身為驕傲的台灣人，在結構上與文化上，意味著將女性領導視為正常。
台灣不分區立委有女性席次比例。圖為民進黨提名2024年女性不分區立委參選人。（資料照）這是歐洲和美國在很大程度上未能複製的機制。在那些地方，性別平等被框架為一個充滿爭議的特殊利益訴求。在台灣，它成為了國民性格。
比較紀錄：民主社會及其結構限制
對民主社會的比較考察，揭示了幾種截然不同的失敗模式——每一種本身並非致命，但合在一起，解釋了為何台灣的成就至今仍是孤例。
在印度，快速的經濟現代化與持久的結構性障礙並存：許多地區的重男輕女觀念、嫁妝文化、不足15%的立法機構代表率，以及正式改革幾乎未能從制度上觸及的職場騷擾問題。現代性與傳統的碰撞產生的是摩擦，而非融合。
在美國，性別議題的政治極化使進步淪為選舉週期的人質。墮胎權、育兒政策、同工同酬立法隨著政府更迭而起落。經過五十年的正式女性主義運動，美國女性每賺一美元仍約僅相當於男性的82美分。
美國男女同工同酬立法，隨著政府更迭而起落。（路透檔案照）在歐洲，荷蘭呈現了一種獨特的陷阱：對兼職工作的結構性鼓勵，以家庭友善之名，實際上形成了一道天花板。女性在職場上有所存在，卻系統性地缺席於高層職位。語言改變了，結果卻沒有。
日本以年資為基礎的企業文化，將不間斷的持續就業作為晉升的前提條件——這種設計對任何需要請假的工作者都構成結構性障礙，而這一類別至今仍以女性為多數。女性僅持有眾議院約10%的席次，並面臨22%的薪資差距。政府鼓勵女性參與勞動力的運動，並未觸及使晉升在結構上難以實現的根本架構。 台灣避開了這三個陷阱——印度的碰撞、美國的鐘擺、歐洲的容納天花板。它使平等成為結構性的、文化性的、持續性的。
香港與新加坡：有條件進步的局限
另外兩個繁榮的華人文化傳承社會，揭示了是什麼使台灣模式與眾不同。香港的性別平等紀錄，對一個如此富裕的城市而言已屬遜色，在全球性別差距指數中排名約第100位。2020年《國家安全法》實施後的事件，揭示了更深層的脆弱性。女性立法者如毛孟靜遭到逮捕或被迫流亡。女性所建立和領導的非政府組織、獨立媒體與公民教育網絡，遭到系統性拆除。這不是針對性別的鎮壓。但它恰恰摧毀了女性公共領導所賴以存在的公民基礎設施。
新加坡呈現的是一個更微妙的版本。女性持有約30%的議會席次，受過高等教育，在職場上廣泛存在。但新加坡的模式是明確的技術官僚體制，由國家管理——人民行動黨自1959年以來從未中斷執政。女性在國家所定義的渠道內晉升。新加坡的女性權力是由上而下被允許的。台灣的42%不僅僅是一個比新加坡30%更大的數字，而是一種結構上截然不同的數字——通過競爭性選舉、憲法配額和文化正當性掙得，沒有任何政府予以授予，也沒有任何政府能輕易將其取消。 這些社會都與那個宣稱對台灣擁有主權的政府共享中華文化傳承。這一觀察在分析上至關重要：它排除了性別平等與中國或儒家傳統不相容的文明論斷。決定性的變量是制度架構，而非文明傳承。
香港民主派前議員毛孟靜（右）於《國家安全法》實施後被逮補。（法新社檔案照）海峽對岸的陰影
中國共產黨政治局常委——統治世界人口最多國家的七位最高掌權者——從未有女性進入其中。由24名成員組成的完整政治局，目前同樣沒有女性——這是25年來首次沒有女性在這一層級持有席位。隨著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政府轉向激進的鼓勵生育政策：針對三十歲以上未婚女性的「剩女」運動，在部分地區限制墮胎，以及將民族力量與女性生育能力相連結的宣傳。
這是一套關於女性用途的連貫願景——它將女性的勞動力與自主性視為國家為人口目標所管理的資源。來自所有採行此框架的國家的數據表明，這行不通。被視為國家生育工具的女性，不會生育更多孩子，而是更少，甚至不生。台灣代表了另一條路。不是西方的另一條路，而是亞洲的另一條路——植根於同一個儒家傳承，同一個漢文化基礎——卻對這些傳統對一個社會的要求，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
中共最高權力機關，第20屆中央政治局7位常委全數是男性。（美聯社檔案照）
被吸收實際上意味著什麼
香港的前例，為評估這一風險提供了一套有文獻記錄的框架。政策界對台灣所受威脅的討論，圍繞著半導體、嚇阻與地緣政治格局展開。這些賭注是真實的。但還有另一組賭注，尚未得到充分點名。
處於中共治理之下的台灣，將面臨使其社會模式運作的一切的系統性拆除。憲法性別配額將被取消。獨立的公民社會——包括女性領導的佛教網絡、女性主義非政府組織，以及推動立法改革的倡議組織——將被定性為危害國家統一的威脅。問責掌權者性別議題的自由媒體，將被宣傳母職榮光的官方媒體所取代。那些在民主競爭中建立事業的女性政治人物，將發現已不再存在任何民主競爭。
媽祖傳統不會被禁止。中共對此過於老練。它將被管理、被重新引導、被剝奪政治含義。女神將繼續在她的神壇上，只是她將不再被允許治理。 在任何台灣失去民主主權的情境下，台灣女性首先失去，且失去最多。她們建構了最多，而拆除她們所建構的一切的努力，將是相應地蓄意為之的。
世界將失去什麼
對於亞洲、中東與非洲數十億被告知性別平等是與其傳承不相容的西方舶來品的人們而言，台灣是一個有文獻記錄的反例。它證明了一個社會可以植根於儒家傳統、由民主制度治理、在每一個層級都由女性領導——而這些並不相互矛盾，而是相互強化。
關於台灣未來的辯論，幾乎完全以晶片、海峽和嚇阻的語言進行。這種語言是必要的。但台灣民主主權的存續，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東方傳統與女性自由可以相容之明證的存續。
如果這個明證消失——被吸收、被恐嚇，或僅僅是被一個注意力在別處的世界所忽視——
它不會在其他地方被重建。
台灣民主主權的存續，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東方傳統與女性自由可以相容之明證。圖為女性縣市長。（資料照）台灣就是那個明證。沒有備份。
（作者為作家與研究者，隸屬於國立台灣大學）
延伸閱讀
本文為《外交家》專文中文版，原文請見：
Taiwan’s ‘Social Shield’: The Democratic Stakes Beyond Semicondu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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