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顧衡
近日經濟部長龔明鑫（右）與行政院長卓榮泰（左）同台答詢時表示，核三廠已啟動自主安全檢查，若汰換設備不多，最快2028年可以重啟。（資料照）
每當台灣討論能源政策時，核電往往迅速陷入立場對立：反核者強調核災風險，擁核者則強調缺電與電價上升。久而久之，核電在公共討論中逐漸被簡化成一種立場甚至信念，而不是一個可以理性分析的工程問題。
然而在這些爭論之中，一個更基本的事實往往被忽略：沒有任何一種發電方式是沒有代價的。
火力發電會造成空氣污染，風力與太陽能需要大量設備與土地，也可能影響生態與景觀；水力發電則會改變河川環境。只要人類社會需要電力，就必須承擔能源帶來的副作用。能源政策從來不是尋找「完美能源」，而是在不同風險之間做出選擇。
在這樣的前提下，核電的討論才有意義。
客觀而言，核電確實具有一些優勢。核能發電在運轉過程中幾乎不排放二氧化碳，因此常被視為一種低碳能源（clean energy），燃料成本也相對穩定。這也是為什麼支持者經常強調核電「便宜」。
但核電最大的不同在於：事故機率或許很低，但一旦發生，後果極為巨大。正因為這種「低機率、高衝擊」的特性，核電本來就應該被視為一個嚴肅的風險工程問題，而不是簡化成支持或反對的信念之爭。
2011年3月的福島核災就是一個典型例子。雖然確實沒有大量民眾直接死於輻射，但事故善後成本極為龐大，包括賠償、除污、除役與能源替代成本，總費用估計超過兩千億美元。
反核團體在日本福島核災滿3個月之際，發起反核大串連行動，呼籲政府正視「非核家園」的訴求。（資料照）
此外，日本官方也統計出因疏散與醫療中斷造成的間接死亡。核能風險真正的問題，不只是事故本身，而是事故之後整個社會需要承擔的長期代價。
台灣其實也曾出現接近危險邊界的案例。2001年核三廠發生「全黑事件」，外部電源中斷、柴油發電機接連失效，最後只能依靠蒸汽動力冷卻系統維持反應爐安全。事故最終沒有造成災害，但整個過程顯示出一個重要事實：當安全冗餘一層一層被動用時，安全邊際其實正在逐漸被消耗。
這就像跳傘時主傘失效，被迫打開副傘。副傘確實是為了救命而設計，但沒有人會因為「還有副傘」就認為主傘失效不重要。
除了事故風險之外，核電還面臨另一個長期問題：高階核廢料。這些放射性廢料需要與生物環境隔離長達數萬年，即使是地質條件穩定的大陸型國家，永久處置場的選址都極為困難。美國多年來仍未完成最終處置場，日本與歐洲也面臨同樣挑戰。
對於地質活動頻繁、國土狹小的台灣而言，要找到適合永久處置的地點更加困難。乾式儲存只能作為過渡方案，而儲存容器本身也有壽命，需要長期管理與更換。
如果核電真的是台灣能源問題的核心解方，那麼另一個現實問題是：台灣是否還有條件興建新的核電廠？
核電廠的選址需要穩定地質、充足冷卻水源以及足夠的疏散空間。四十年前興建核一、核二與核三時，台灣的人口密度與土地利用情況與今天已經大不相同。經過數十年的都市發展，許多沿海地區早已高度開發，要再找到合適的廠址其實難度極高。
台灣四十年前興建核一、核二與核三時，人口密度與土地利用情況與今日大不相同。經過數十年的都市發展，許多沿海地區早已高度開發，要再找到合適的廠址相當困難；圖為台電核三廠。（資料照）
在能源安全的討論中，支持核電的人常提出：核燃料可以維持一年以上，因此在戰時面臨海上封鎖時，比天然氣更可靠。
這是事實，但這只計算了「燃料中斷」的風險，卻忽略了戰爭中更致命的「實體破壞」風險。現代戰爭中，大型發電廠往往是首波打擊目標。
天然氣或煤炭廠被炸毀，代價是失去電力；但核電廠若在戰時遭到蓄意破壞或失去外部冷卻水源（如烏克蘭札波羅熱核電廠的險境），它將瞬間從「發電設施」變成可能波及大範圍地區的「放射性災難源」。
此外，台灣未來的電網防禦趨勢是「分散式微電網」，而核電是極度中心化的超大型電源。把巨大的供電量與國家生存風險綁定在少數幾個無法移動的實體目標上，在戰略工程的角度來看，反而是極高的脆弱性。
因此在討論戰時能源安全時，真正的問題其實不只是燃料能撐多久，而是整個能源系統在極端情境下的整體韌性。能源安全的核心，往往不在於單一發電技術，而在於電網與能源結構的設計。
觀察全球趨勢也可以發現，近年積極興建核電廠的國家主要集中在少數幾個，例如中國與俄羅斯。這些國家通常具有廣大的國土空間與高度集中決策體系，可以承擔大型基礎建設的長期成本。相較之下，許多成熟經濟體新建核電的速度明顯放緩，原因包括建設成本上升、核廢料問題未解，以及社會對核災風險的長期疑慮。
2025年全球新建核電廠中，中國與俄羅斯合計占比高達九成；圖為中國核電建設。（路透檔案照）
日本在福島核災後重新啟動部分機組，也更多是基於能源安全壓力，而不是大規模擴建新的核電廠。
能源政策的核心，其實不是「哪一種能源最好」，而是哪一種風險最能承受。
然而風險評估其實還有另一個經常被忽略的面向：風險與收益是否成比例。
例如航空事故雖然極為悲劇，但其影響通常侷限於單一航班與相關家庭。事故機率極低，而影響範圍也相對局部，因此社會仍然願意承擔這種風險。
核能則屬於另一種完全不同的風險結構：事故機率或許很低，但一旦發生，其影響可能跨越城市與世代。
在這樣的情況下，問題就不只是「安不安全」，而是另一個更實際的問題：社會究竟為了承擔這樣的風險，可以得到多少能源收益。
台灣核電在整體發電結構中的比例其實並不高。當發電收益有限，而潛在事故的社會成本極為巨大時，這樣的風險交換是否合理，本來就值得嚴肅討論。
因此真正需要回答的問題其實很簡單：
對於國土狹小、地質活躍且人口稠密的台灣而言，是否值得為了有限比例的電力供應，承擔一旦出事就可能影響整個社會的巨大風險？
能源沒有免費午餐，而台灣的能源選擇，更需要在現實條件下謹慎權衡。
（作者為長期研究歷史與社會結構的寫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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