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瑞珍
台北市長蔣萬安於二月二十五日宣布，自三月一日起推動全台首創的「育兒減少工時」試辦計畫，打出「每天少上一小時班、薪水市府補八成」的口號。這項立意良善、旨在減輕育兒負擔的新政，主要對象卻僅限於適用《勞基法》的民間單位。這項政策的背後，再度引發思考一個結構性命題：撐起國家服務的公務人員與約聘僱人員，其勞動權益保障是否能與時俱進，不再淪為法規外的「二等勞工」？
台北市長蔣萬安於二月二十五日宣布，自三月一日起推動全台首創的「育兒減少工時」試辦計畫。（資料照）
筆者擔任公務人員已有十餘年，長期從事活動辦理與場館經營。在外界眼中，這或許是一份穩定工作，但實務面上，基層公務員正承受著勞基法所不容許的勞動強度。而這非特例，今年二月十七日大年初一，澎湖縣長陳光復因出席行程不慎失足墜梯重傷昏迷，這場意外雖令人不捨，卻也赤裸呈現了公務體系「假日即戰場」的過勞現狀。當首長帶頭在春節假期馬不停蹄奔波時，遑論各基層同仁，更是處於全天候待命的工作壓力之下。
筆者擔任小主管後，「責任制」更成了工時無限擴張的主因。平日需應付無止盡的行政事務與會議，周末則須因辦理活動而奔波南北，旺季時單日活動甚至達三至五場。這種「假日超時奔波、平日照常上班」的常態，發生在單位內每一位正式與約聘人員身上，卻因不適用勞基法，缺乏如同民間企業主面臨罰鍰或公布名稱的強制約束力。
平日需應付無止盡的行政事務與會議，周末則須因辦理活動而奔波南北，旺季時單日活動甚至達三至五場；示意圖。（圖取自freepik）雖然《公務員服務法》於一一一年全文修正並公布，其第十二條看似規範了辦公時數上限，但條文中留下的「辦理重大專案」或「週期性工作」等例外情形，在特定業務屬性中竟然成了常態。相較於一般勞工，公務機關人事單位對差勤的管控相對寬鬆，甚至默許這種勞動力無償沒收。此外，隨著一一二年七月新任公務員退休新制轉向「確定提撥制」，公務員每月需強制扣繳薪資的五．二五％，且退休金額度取決於市場波動，過去「政府養你一輩子」的補償性保障已然崩解。
可以理解國家推動各項年金與法制改革，是因應時代與財政的必然，但在保障縮減的同時，政府更應積極強化公務體系的勞動誘因，以留住優秀人才。首先，應落實精確的工時管控與補償機制；其次，應有條件性地放寬兼職限制，在不影響公務的前提下，賦予公務員適度的勞動力處分權，以對沖通膨壓力與薪資遲滯。更關鍵的是，國家應賦予公務員實質的集體協商權，開放組織工會，讓基層同仁能透過制度化的管道進行溝通，並參與勞動條件的訂定。
當國家作為雇主，帶頭示範如何兼顧「業務效能」與「同仁福祉」時，「育兒減工時」的美意才不會僅止於民間，而是能擴及至每一位守護公共價值的公僕。唯有建構一個讓人感到被尊重、受保護的環境，才能止住當前的離職潮，維持國家高品質且具溫度的公共服務。
（作者為基層公職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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