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介
每年全國「兩會」期間，北京迅速進入高度戒備狀態，本身就凸顯出一種制度性的矛盾。若政權真如官方宣稱般「深得民心」、社會長治久安，為何一場例行性的年度會議，需要動用大規模警力、空域封控與街面嚴密巡查？從禁止無人機、氣球與風箏升放，到加強重點區域安檢與交通管制，這些措施所傳遞的訊號，遠不只是單純的公共安全管理，而是對任何不可控變數的高度警惕。
中國全國政協會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兩會）4、5日在北京召開。（路透檔案照）
所謂「服務保障工作」，在中共政治語境中往往等同於全面維穩。兩會被定位為「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但實際上普通民眾難以真正參與政策形成。人大與政協代表多經層層篩選與組織推薦，重大議題通常早已在黨內高層形成共識，會議更像是對既定政策的確認與宣示，而非開放式辯論的平台。這種高度集中決策、低度問責監督的結構，使兩會逐漸呈現儀式化與象徵化。
更值得關注的是，兩會期間常伴隨對潛在「不穩定因素」的前置處理。歷年都有訪民被要求離京、異議聲音在網路上被加強審查的情況。官方強調穩定壓倒一切，但當正常利益表達與申訴渠道受到限制，社會矛盾未必消失，只是被暫時壓抑。長期而言，壓制並不能取代制度化的對話與監督機制。
中國北京「兩會」期間，警察在天安門廣場站崗。 （美聯社檔案照）
此外，兩會期間高度可見的警力與安檢部署，也折射出一種「非常狀態常態化」的治理邏輯。政治安全優先於公民權利，風險預防高於公共討論空間。城市表面秩序井然，卻在無形中強化對社會活動與言論表達的監控。當安全思維主導公共治理，制度彈性與創新空間便受到壓縮。
兩會本應是國家重大政策審議與民意匯集的重要平台，但在高度集權體制下，其功能更多體現在政治動員與政策背書。如何在維持秩序的同時擴大公共參與與透明度，將是中共未來難以迴避的制度考驗。
（作者為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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