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葉昱呈
101董座賈永婕走訪義光教會、國家人權博物館與中正紀念堂，引發社會關注。關鍵不在個人行程安排，而在其所釋出的公共警示：二二八若只剩年度紀念，便流於程序化操作；唯有成為全民重新認識史實的起點，紀念才有實質意義，否則就容易被不同政治立場反覆剪裁、重新包裝，最終失去作為公共記憶的基礎。
101董座賈永婕走訪義光教會、國家人權博物館與中正紀念堂，引發社會關注。（圖取自賈永婕的跑跳人生Threads）
最近電影《世紀血案》宣傳時，有演員稱事件「可能沒那麼嚴重」。問題不在失言，而在判定標準錯置。歷史事件之嚴重性，應依國家暴力規模、受害人數、違法程度及制度後果綜合評價，而非憑主觀感受。當國家暴力被降格為「感受差異」，責任主體隨之稀釋，制度責任也因此模糊，而史料與調查結論則被忽視。
這種對史實的輕忽，不是單一現象，而是與制度層面的鬆動相互呼應。國民黨在立法院強行修正《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倘若已程序認定的不義取得，再被包裝為「政治清算」，本質上是否定法治程序的既判效力。這不只是歷史觀之爭，更動搖法律確定性。當國家對威權遺緒的法律評價反覆，社會記憶震盪，竄改史實成本亦隨之下降。
所幸檔案會說話。國安局移交五萬餘件1992年前政治檔案，解密率逾9成6，數位化兩百餘萬頁供全民查閱。以林義雄宅血案為例，多數檔案已依法解密，其餘基於隱私分批開放。依法揭露、兼顧權利保障，是歷史判定的正當程序。檔案愈完整，責任愈清晰；證據愈透明，竄改愈困難。
電影《世紀血案》宣傳時，有演員稱事件「可能沒那麼嚴重」，引發爭議。（資料照）
轉型正義不是情緒宣洩，而是制度工程；不是政治報復，而是責任確認。二二八若僅止於追思，未轉化為教育、法治與制度實踐，民主將流於形式。認識二二八史實，是防止竄改的最後一道防線；制度化解密，是確立責任的核心機制；持續監督，則是守護成果的必要條件。
歷史不能被簡化或扭曲。否則民主將在一次次儀式性紀念中慢慢失血，而真正被改寫的，不只是歷史，而是我們賴以立足的法治基礎。
（作者為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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