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仁斌
近年來，「核電復興」在公共討論中升溫。部分支持者將其描繪為台灣減碳與能源安全的關鍵解方，並主張台灣應積極參與新式核能布局，才能跟上國際腳步。然而，回到數據與制度現實來看，「核電復興」在許多場合更像是一種政治與產業話語，而非經過完整成本、風險與責任檢驗後形成的社會共識。
「核電復興」在許多場合更像是一種政治與產業話語，而非經過完整成本、風險與責任檢驗後形成的社會共識。圖為核三廠。（資料照）
全球核能真的全面復興了嗎?近年全球核能發電量的回升，新增機組多集中於中國。若扣除這部分增量，多數成熟經濟體的核電占比仍在低位徘徊，全球占比約在一成左右，低於1990年代高峰。歐美新建核電案普遍面臨預算增加與工期延宕，顯示核能建設在當前金融與監管環境下仍屬高資本、長工期的選項。若僅以個別國家的擴張推論全球復興，恐怕過於簡化。
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常被描述為「核能新希望」，但多數仍停留在示範或早期商業化階段，部分計畫亦因融資或市場因素調整時程。問題不在技術是否可行，而在於是否應將尚未成熟的技術納入能源安全核心配置。能源基礎設施不同於創新投資，其長期財務風險最終由全民承擔。若以「投資機會」作為主要政策正當性理由，容易模糊產業利益與公共責任的界線。
能源安全的本質，在於分散單點風險，而非押注單一高資本、高風險技術。核能事故屬低機率、高衝擊事件，現代風險治理的難題正是如何處理這類尾端風險。多數國家在能源轉型中強化再生能源、儲能與電網彈性設計，目的即在提升系統韌性，而非倚賴單一技術。
多數國家在能源轉型中強化再生能源、儲能與電網彈性設計，目的即在提升系統韌性，而非倚賴單一技術；圖為台電興達電廠擴建，新設燃氣機組。（資料照）
核電屬於穩定基載電源，在優先調度機制下，可能壓縮再生能源的調整空間。國際再生能源署（IRENA）的研究指出，過去十年風力與太陽能成本顯著下降，已成為多數地區新增電力中具競爭力的來源。真正的政策能力，不在於押注單一技術，而在於整合多元選項、平衡風險。
核廢料處置仍是全球難題，即便核能成熟國家，也面臨長期社會討論。這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涉及世代正義與長期責任。若未完整揭露管理成本與不確定性，便難以稱為制度誠實。台灣的條件更加特殊：孤島電網、能源高度進口依賴、社會對核能長期分歧，以及核廢料處置尚未形成共識。在此背景下，任何核電復興主張若未提出清晰制度設計與民主參與方案，都將對社會信任形成壓力。
核廢料處置仍是全球難題，即便核能成熟國家，也面臨長期社會討論。這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涉及世代正義與長期責任。（資料照）
能源轉型是一項長期社會契約，其核心不是技術偏好，而是對成本、風險與責任的公開揭露與合理分配。成熟政策，不以口號壓過不確定性，而是在不確定中建立責任與調整機制。唯有回到制度誠實與風險治理框架，能源討論才能從對立走向可檢驗、可問責的政策選擇。
（作者為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文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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