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裕焯
當下台灣正上演一場舉世罕見的法理辯論。表面是民眾黨籍中配李貞秀的立委就職資格，但其深層命題則是：一個處於準交戰狀態的民主國家，如何界定原籍敵對國人民的參政權與忠誠義務？這種辯論的本質是民主的寬容，其難處在於認同的排他性。這類關乎憲政秩序的文明思辨，在今日的極權中國絕無可能發生，卻是台灣民主制度必須面對的關鍵課題。
民眾黨中配立委李貞秀宣誓就職，引發《兩岸條例》與《國籍法》之間的結構性衝突的引信。（資料照）
當下李貞秀案點燃《兩岸條例》第21條「參選門檻」與《國籍法》第20條「就職義務」之間的結構性衝突的引信。這場衝突與其說是統獨意識形態爭議的延續，不如說是台灣對中國防衛機制的現實修正。
每當中國對台敵意有所增減，台灣便被動重新審視自身的法制。回顧2009年馬英九政府時期，其主張「生活從寬、身分從簡」，到 2023年行政院發布通令廢止「大陸地區人民認定為中華民國人民」相關的舊函釋，這段期間歷經中國崛起、美中衝突、香港事件等區域政治變局，影響社會對「新住民參政」忠誠義務的要求，參政不再僅是族群融合的想像，而被重新定義為必須嚴防的滲透防線。對執政黨的期待，也從講述歷史故事的說書人，轉為抵抗中國侵略的守門員。
行政手段對時代脈動極其敏感，其轉變往往是執政者對社會感知的反饋。哪怕是行政部門作出違反民心的強硬解釋，最終仍須面對民意的殘酷校閱。在李貞秀案中，政黨挑起法律兩難命題或許意在削弱執政黨的正當性，卻同時陷入「見樹不見林」的盲點。
李貞秀的立委就職資格爭議，在極權中國絕無可能發生，卻是台灣民主制度必須面對的關鍵課題。（資料照）
面對中國議題，與其說特定政黨的意識形態主導了國家方向，不如說政黨只是順應了台灣人民對敵對勢力的集體焦慮與複雜情緒。在民主的競技場上，人民理性的投票行為，才是決定國家走向與忠誠價值的終極仲裁。
（作者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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