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蕭錫惠
高金素梅等人遭檢調搜索、約談，涉及助理費、人頭申報補助款，以及分批輸入COVID-19檢驗試劑等爭議。案件仍在偵辦階段，法律責任尚待法院釐清。在無罪推定原則下，任何人都不應被輿論先行定罪。這是法治的底線，也是民主社會的自信所在。
法律責任vs.政治與制度責任
無黨籍立委高金素梅涉以詐領助理費等案，檢方訊後諭知高金素梅一百萬元交保。（資料照）
然而，這起事件引發的討論，顯然不只停留在廉政層次。它觸碰到的是一條更深層的神經——當制度邊界被操作時，國家安全的界線是否也隨之鬆動。
必須清楚區分兩種責任：法律責任由司法機關依證據與程序裁判；政治與制度責任，則由公民社會與歷史評價共同監督。助理費與補助款若屬實，屬於貪瀆問題；至於以人頭方式「化整為零」分批自中國輸入試劑，即使最終未必構成更嚴重罪名，卻凸顯了一個更值得警惕的現象——當規則被視為可以精算、可以繞行的對象，制度本身的權威便會逐漸流失。
高金素梅案涉嫌以人頭方式「化整為零」分批自中國輸入COVID-19檢驗試劑。示意圖。（資料照）
為何社會會迅速將此案與國安相連？原因並非單一事件，而是結構現實。台灣面對的對手，是一個長期以統一為政治目標、並善於運用經濟、文化、社會與地方網絡進行影響力布局的威權政權。在這樣的情境下，公職人員與中國來源資金、物資或官方體系的互動，自然比一般國家更具敏感性。國安問題往往不是從飛彈開始，而是從界線模糊開始；不是從戰爭開始，而是從規則鬆動開始。
當然，也有人質疑是否存在政治操作或選擇性執法。這樣的疑問在民主社會並非禁忌。正因為政治競爭激烈，更需要以透明程序與完整證據回應質疑，而非以立場互相否定。司法的公信力來自公開與審理，而非聲量與聲勢。
因此，這起案件真正應促發的，不是情緒性的對立，而是制度層面的檢視。至少有三個問題值得正面回應：第一，公職人員是否應建立更清楚的對外往來與來源揭露機制？第二，對中國來源的醫療與商業物資，是否需要更精細的風險分級與審查標準？第三，當制度漏洞被揭示時，行政與立法是否能迅速補強，而不是等待下一次風波重演？
高金素梅助理張俊傑被聲押禁見，司法機關應以透明程序與完整證據回應質疑，。（資料照）民主的強度，不在於沒有爭議，而在於能否把爭議轉化為制度修正的動力。若最終證明違法，依法究責，沒有例外；若未達犯罪門檻，也應藉此檢視監管是否足夠。監督不能因立場而寬嚴不一，警覺也不能滑向獵巫。
國家安全是一項長期工程
國家安全從來不是一次性的動員，而是一項長期工程。它建立在法治的冷靜、制度的透明與公民的警醒之上。守住無罪推定，是對司法的尊重；守住制度界線，是對未來的負責。當兩者並行不悖，民主才不會在焦慮中失去理性，也不會在鬆懈中失去防線。
真正成熟的民主，不靠口號自保，而靠制度自強。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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