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嘉音
近年來，政府在育兒津貼、公托準公共化以及課後照顧的資源投入上有目共睹，確實減輕了許多家長的即時負擔。然而，即便紅包發得再多，新生兒出生數仍持續探底。這顯示了一個殘酷的事實：單靠「補貼型」政策，已不足以撫平家庭對未來的不安。
近年來即便紅包發得再多，新生兒出生數仍持續探底。。（資料照）
我們必須看見，許多家庭並非不願生養，而是因為身處「非典型就業」的風險中。舉凡自營作業者、零工經濟、攤販或接案工作者，這群人長期處於正式制度的邊緣。他們難以完整參與社會保險，也不易被既有的福利體系接住。當育兒的風險與成本完全落在家庭內部，而缺乏制度性的分擔時，「不敢生」自然成為理性的避險決定。
因此，除了發現金，我們更需要一個以「兒童福祉」為入口的制度設計。我建議政府應研擬建立「最低社會分攤＋子女福利連動」的機制。這並非要對弱勢家庭增加稅負，而是提供一個可負擔、非懲罰性的「制度入口」。
具體而言，可以設計讓非典型就業者繳納小額、基礎的互助分攤金（類似微型保費概念），一旦完成此最低分攤，其子女即可「優先」或「加碼」獲得公托名額、課後照顧、營養午餐或學習扶助資源。這是一種以誘因為主、以孩子利益為中心的設計，讓家長感受到：「只要我願意踏入制度一步，國家就會幫我照顧孩子。」
「非典型就業」者難以完整參與社會保險，也不易被福利體系接住。（資料照） 為了降低行政衝擊與政治風險，此計畫不必躁進。建議採「一年地方試辦、四年全國推動」的模式，先選定三至五個具有城鄉代表性的縣市，測試資料串接與流程，再逐步標準化推廣。此構想與現行的國民年金並不衝突：國民年金守護的是家長的老年，而本計畫守護的是孩子的童年。透過階梯式的銜接，反而能引導更多制度外的家庭，逐步進入完整的社會安全網。
少子化不只是人口統計的問題，更是「制度信任」的問題。當家庭相信國家會長期、穩定地支持孩子，生育才會從沉重的壓力轉為可期的幸福。台灣需要的，不只是更多的津貼，而是一個讓人願意信任、也安心參與的育兒制度，這才是值得跨黨派共同努力的方向。
（作者為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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