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文德
近年來，台灣社會被一股揮之不去的「詐騙陰影」所籠罩。根據內政部警政署「165 打詐儀錶板」最新統計，2025年全台詐騙受理案件數已突破16萬件，財損金額更攀升至驚人的893億元（《今周刊》，2026）。
2025年全台詐騙受理案件數已突破16萬件，財損金額更攀升至驚人的893億元。（資料照，本報製表）這不只是冷冰冰的數字，身為長期關注社會福利與邊緣群體的社工系學者，我從這些數據背後看見的是成千上萬個家庭的破碎，以及社會信任體系的崩解。若政府的治標手段仍停留在「宣導再宣導」，而無實質的源頭管理，這場防詐戰爭注定是一場消耗戰。
訊息末端的弱勢：資訊不平權演變為財產掠奪
詐騙手法日新月異，從早期的電話恐嚇到近期緊扣政策議題的「政府發放現金」、「數位運動幣」或「AI深偽投資」，其核心戰術皆在利用「資訊不對稱」。當政府推動新政策，資訊傳遞尚未普及或存在時效落差時，處於訊息末端的弱勢族群——如偏鄉長輩、低薪打工族、數位韌性較弱的邊緣群體——便首當其衝。
從社會工作實務來看，這些群體往往缺乏及時查證的管道與數位識讀能力。在經濟焦慮的驅使下，他們極易落入「高報酬、低風險」的心理陷阱。資訊不平權不僅是數位落差，更演變成了「受騙落差」。若政府的防詐宣導僅止於記者會或網路文宣，無法觸及這些處於「社會斷層」中的族群，防詐網絡便始終存在致命破口。
司法困局：簡易判決下的「連環悲劇」現行司法實務中，詐騙案多採「簡易判決」，雖然加速了結案流程，卻衍生出實質正義的嚴重缺位。調查過程往往止於取款的「車手」或提供帳戶的「人頭」，難以向上溯源至隱身幕後的詐騙首腦。
對於受害者而言，最痛心的莫過於求償無門。根據警政統計，被捕的車手大多是生計不穩的基層打工族，或是受「高薪輕鬆賺」誘惑、想一夜致富的年輕族群（《警政統計通報》，2024）。這些人往往僅分得微薄報酬，甚至分文未得即遭逮。雖然法院判決車手需負連帶賠償責任，但面對數百萬甚至上千萬的賠償金，這些經濟弱勢的車手根本無力償還。
這導致了雙重悲劇：受害者手握勝訴判決書，卻換不到分毫賠償，判決書淪為一張「合法廢紙」；而年輕車手背負巨額債務，更易陷入犯罪循環。當司法無法落實補償，所謂的法治威信在民眾眼中已蕩然無存。源頭科技阻斷：將防詐責任納入企業法規範圍面對跨國化、科技化的詐騙產業鏈，我們不能要求民眾每秒鐘都保持「戰鬥狀態」。
真正的防禦應建構在民眾接觸到詐騙訊息之前。因此，我主張必須將「防詐責任」法制化，要求電信業者、網路平台與金融機構承擔起源頭阻斷的義務。
Meta旗下的Threads成為台灣年輕人愛用社群平台，數位發展部將Threads納入防詐管理。（路透社檔案照）目前的詐騙多採網路電話（VoIP）或境外IP進行滲透，政府應積極推動跨國司法互助與協議。但更重要的是，應仿效歐美先進國家，落實「數位守門人」的責任。
1. 電信與平台的「主動管理義務」
現行法規下，電信業者與網路平台往往以「中立平台」為由，避開對內容的實質審查。然而，在AI時代，業者技術上完全有能力對異常的境外IP、高頻發送的釣魚簡訊進行即時阻斷。政府應修法，將「阻斷成效」納入業者的特許經營考量。
2. 借鏡國際：澳洲與新加坡的「責任分擔」
澳洲於2024年發布《詐騙預防框架法案》（Scams Prevention Framework），這是一項具備實質意義的立法。該法案要求銀行、電信公司與數位平台必須採取「合理措施」防止詐騙，若業者被認定未盡到安全防護義務，導致消費者受騙，業者必須啟動補償機制（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2025）。
同樣地，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推動的「網路釣魚共同責任框架」（Shared
Responsibility Framework），明確界定了金融機構與電信業者的責任。若銀行未發送交易簡訊通知，或電信業者未過濾帶有釣魚連結的簡訊，導致用戶損失，業者必須承擔賠償責任（新加坡金融管理局，2024）。這種從「提醒民眾自保」轉向「強制業者有責」的轉變，才是將防詐防線前推至源頭的關鍵。
跨國協作與民間參與：建立防詐生態系
針對境外詐騙集團，台灣應利用民間或第三方協處的方式，加強警政與司法的互助。2025年台中地檢署與美國國土安全調查署（HSI）合作查扣不法所得並返還美方受害人的案例（台中地檢署，2025），便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台中地檢署與美國國土安全調查署（HSI）合作，偵破以台籍女子為首的詐騙集團，刑事局國際科幹員機場拘提廖女送辦。（資料照，記者邱俊福翻攝）我們應進一步結合資安民間組織，建立自動化的「詐騙情資交換平台」。當一組境外IP 或惡意網址被辨識出，應在數秒內於全台電信網段自動屏蔽，而非等待被害人報案。這種「積極管理」的方式，方能有效減少資訊破口。
從結構制度找回社會正義
身為社工教育者，對於社會正義的落實，不應只靠事後的心理輔導或微薄的救濟。詐騙案的氾濫，反映的是資訊落差、司法無力與企業責任缺失的結構性崩壞。要治理詐騙，政府必須拿出更強硬的立法決心，分別從社會面、司法面、技術面同步著手：
在社會面：強化資訊平權，針對訊息弱勢族群建立精準的線下防詐支援系統，而不只是發送簡訊。
在司法面：檢討簡易判決制度，強化「犯罪所得追繳基金」，優先補償無力獲得車手賠償的受害者。
在技術面：明定電信業者與數位平台的「防詐連帶責任」，利用科技手段從源頭將詐騙訊息「過濾」掉。
唯有讓詐騙集團「騙不到、拿不走、賠得起」，民眾才能從集體焦慮中解脫。不要讓法院的判決淪為一張張令被害人泣血的廢紙，政府應負起責任，從源頭減量，這才是全民之福。
（作者為育達社工系兼任教授/苗栗縣南河實驗小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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