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殿蓉
日前馨娜女士於貴報投書〈當自由被編碼〉，深刻洞察中共如何透過「全國數位資產確權登記中心」，將個人的數位生命編織進國家的監控網絡，進而引發社會對數據主權的熱議。筆者深感數位時代的產權認定已非單純經濟課題，而是一場關乎「主權歸屬」的政治防衛戰。
台灣個人的數位生命在實務上仍高度依賴跨國科技巨頭，在地緣政治壓力下，個人依然存在隱私滲透的隱憂。圖為Google。（法新社檔案照）
誠如馨娜所言，台灣在實務上仍高度依賴跨國科技巨頭（如Google、Meta、Apple），雖有服務條款（ToS）約束，但在地緣政治壓力下，個人資料在美國《雲端法案》（CLOUD Act）等域外管轄權面前，依然存在隱私滲透的隱憂。若要為台灣擘劃數位藍圖，我們必須冷靜解構「中式」與「美式」制度的優劣，從中尋找第三條路。
不可否認，中國模式有其技術治理的長處。在數據即生產要素的時代，將社交帳號、虛擬財產、數位遺產進行統一登記，能極大化提升行政效率，並對網路詐騙與基層腐敗產生技術威懾。相對而言，台灣目前高度依賴的「美式模式」，雖標榜市場自由，實則是將數位生命交由跨國資本定義。這種「技術外包」難以抵擋強權的後門偵察，個人的數據主權淪為商業收割的燃料。
筆者建議，台灣應發展一套「法治化的去中心化確權體系」。利用區塊鏈技術的不可篡改與分散式特性，將數位資產的權屬登記從政府機關或私人平台，轉移到公共帳本上。在此架構下，國家扮演的是「規則制定者（Rule Maker）」而非「數據擁有者（Data Holder）」。如此，既能享有中式模式的行政便利，又能規避美式模式下資產被平台鎖死的風險。
台灣台灣應發展一套「法治化的去中心化確權體系」，讓數據回歸個人，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這才是台灣在數位時代應有的格調與出路。圖為Meta。（彭博檔案照）
更重要的是，當中國將數位資產「國家化」以達成控制時，台灣應反其道而行，將確權技術轉化為監督公權力的利器。目前《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雖納入虛擬資產，但仍停留在「定期申報、黑箱查核」的舊思維。未來的「台灣模式」應要求官員將資產即時公示於公共鏈，走向「足跡陽光化」，接受全民實時檢視。這不只是為了防止貪腐，更是為了向世界證明：在數位編碼的時代，自由不應是國家的恩賜，而是人民透過數學與法治，共同守護的終極鎖鑰。
台灣應發揮法律創新的精神，不需全盤否定他人的技術長處，亦不需盲從他國的商業邏輯。讓數據回歸個人，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這才是台灣在數位時代應有的格調與出路。
（作者為科學家，住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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