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葉昱呈
「我不是不想告，是直到長大之後，我才明白，那從來不是我的錯」。她三十五歲那年，終於鼓起勇氣踏入警局，希望為童年那段被侵害的記憶討回一個法律的交代。迎接她的，卻不是耐心的調查，也不是溫柔的傾聽，而是一句冷冷的裁定：案件已逾追訴時效。這並非某位司法官的錯，而是制度長久以來用冰冷的時間刻度衡量正義，卻忽略了那些未成年受害者心中，長年累積的沉默、恐懼與創傷。
行政院日前拍板通過《刑法》修正草案，規定性侵害犯罪從成立日起，到被害人年滿二十歲之前的期間，都不計入追訴權時效。（資料照）
行政院日前拍板通過《刑法》修正草案，規定性侵害犯罪從成立日起，到被害人年滿二十歲之前的期間，都不計入追訴權時效。從法律角度來看，這並不是隨意延長刑罰，而是對追訴權時效的合憲調整，讓制度更符合現實。
追訴權時效的本意，是要在維持法秩序穩定、證據可靠和保障被告防禦權之間取得平衡，同時要求國家及時行使追訴權。然而，性侵害犯罪通常高度隱密，未成年被害人又常因認知未成熟、權力不對等以及心理創傷而無法立刻揭露。換言之，「無法即時告訴」對未成年被害人來說是一種結構性現象。若仍用一般犯罪的時間標準來衡量，制度就會失衡，也可能侵蝕被害人實際獲得救濟的權利。
「無法即時告訴」對未成年被害人來說是一種結構性現象。若仍用一般犯罪的時間標準來衡量，制度就會失衡，也可能侵蝕被害人實際獲得救濟的權利。（資料照）
更重要的是，兒少性侵害傷害的不只是個人權益，而是人格發展、身體自主和人性尊嚴等高度憲法化的核心價值。若只是因為時間過去就放棄追訴，實質上就是把制度的便利置於基本權保障之上，顯然違反憲法精神。
這次修法，也回應了監察院、立法委員和民間團體多年來的呼籲，並參考奧地利、日本的做法，延後性侵害犯罪追訴時效的起算時間。這顯示，我國刑法正逐步走向「以被害人處境為中心」的現代法治思維。
刑法的功能，不只是懲罰，更是一種價值宣示。當法律願意承認創傷需要時間，遲來的正義，才不會再被制度拒於門外。
（作者為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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