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仁斌
2025年全球新建核電廠中，中國與俄羅斯合計占比高達九成；圖為中國核電建設。（路透檔案照）
據媒體報導指出，2025年全球新建核電廠中，中國與俄羅斯合計占比高達九成。表面看來，這似乎只是能源結構的變化，實際上卻揭露一個更嚴峻的現實：核電早已不只是低碳能源選項，而是高度政治化、由國家主導的戰略工具。
福島核災後，多數民主國家對核電態度轉趨保守。德國選擇全面退場，美國則受制於高成本、工期延宕與地方反對，核電擴張進展有限。相對之下，中國與俄羅斯卻逆勢加速，以國家資本、政策融資與國營企業體系，將核電納入長期戰略。這樣的分歧，並非單純技術或效率差異，而是治理模式的根本不同。
核電的本質，也決定了它難以由市場機制承擔。高昂的前期投資、跨世代的責任負擔，以及一旦發生事故便難以回收的社會成本，使核電逐漸脫離自由市場邏輯。當核電建設集中於少數國家，能源不再只是商品，而成為制度輸出與政治影響力的延伸。
支持者常以「減碳」為核電辯護，但減碳並不等於低風險治理。核電真正的問題，在於極端事件一旦發生，其後果往往超出民主社會可承受的範圍。在地緣政治高度緊張的時代，核電設施已被迫重新置於安全與衝突風險的檢驗之中。
這樣的風險外溢，對台灣尤其現實。台灣鄰近中國多座沿海核電廠，任何事故都可能跨境影響；同時，國內仍反覆出現是否重啟核電的政治爭論。然而，真正該問的並非「核電好不好」，而是在高度地緣政治風險與民主制度條件下，台灣是否有能力承擔核電所伴隨的政治與安全代價？
經濟部近日宣稱，核二、核三「具再運轉可行性」，讓人不禁想問：台灣是否有能力承擔核電所伴隨的政治與安全代價；圖為台電核三廠。（資料照）
能源政策從來不是中立的技術選擇，而是國家安全與治理價值的延伸。再生能源確實存在間歇性與成本挑戰，但其分散、可調整、難以成為攻擊目標的特性，反而更符合台灣所需的安全邏輯。相對而言，將風險高度集中於少數大型設施，意味著整體社會必須承擔更高的系統性衝擊。
中國與俄羅斯主導全球核電建設，並不代表核電是普世未來解方，反而顯示核電正愈來愈適合特定政治體制運作。當能源選項開始映照制度差異，台灣更應警惕，不要讓能源焦慮轉化為錯置的政策選擇。
核電的問題，終究不只是電力供應，而是誰承擔風險、誰握有決策權。這正是台灣在能源轉型路口，不能再迴避的政治課題。
環境部長彭啓明表示，核能要重啟，第一，台灣核電廠老舊設備需重新檢查；第二，地震斷層要重新調查；第三，核廢料處置沒有的環境影響評估。（資料照）
（作者為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文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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