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裕翔
近年來，旅居日本的中國人數量已超過九十萬人，形成一個規模龐大、內部連結緊密的跨國社群。這股人流的成因，早已不只是單純的留學、就業或投資選擇，而逐漸反映出制度環境差異所帶來的深層影響。日本正在出現一種值得關注的現象，可視為自由經濟的外溢效果。也就是說，某些在母國因言論、出版、音樂或文化審查而受到限制的創作與表達，反而能在日本順利進行，並且被市場實際接住。這並非日本刻意打造的政策成果，而是既有制度在區域比較下，自然顯現出的相對優勢。
從創作者的角度來看，日本逐漸成為一個可以正常運作的替代舞台；示意圖。（法新社檔案照）從創作者的角度來看，日本逐漸成為一個可以正常運作的替代舞台。當文化創作在原本的制度環境中難以公開呈現，甚至面臨取消、下架或禁止的風險時，選擇在海外完成作品，成為一種理性且務實的策略。而日本因地理距離近、生活成本相對可控、文化產業成熟，又具備完整的出版、演出與商業通路，自然成為首選之一。對創作者而言，這不只是換一個生活地點，而是確保作品能被發表、被討論、被消費的基本條件。當這類選擇累積到一定規模，個別行為便轉化為結構性趨勢。
這些商機並非來自補貼或低成本競爭，而是源於制度所產生的信任差距。創作者相信作品不會被任意干預，消費者也相信交易與表達具有穩定性。換言之，日本所承接的，不只是人流與資金，而是一部分原本屬於其他市場的制度信任。當文化活動被迫跨境完成，本質上意味著市場正在對不同制度環境作出選擇，並用實際行為投票。
台灣在這一波跨境文化流動中，並未自然成為主要承接者。原因不在於自由不足，而在於整體產業環境與制度配套仍顯零散；示意圖。（圖取自freepik）在此背景下，台灣其實更值得進行一層反思。從制度條件來看，台灣同樣具備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與民主法治環境，語言與文化距離甚至比日本更近，理論上更有條件成為華語創作者的重要舞台。然而，現實卻是，台灣在這一波跨境文化流動中，並未自然成為主要承接者。原因不在於自由不足，而在於整體產業環境與制度配套仍顯零散，無論是演出場館的商業模式、出版通路的國際連結，或對外來創作者在居留、稅務與產業輔導上的制度設計，多半停留在個案處理，難以形成清楚且可預期的路徑。
台灣社會對於承接外來華語文化，往往先從政治與安全角度出發，導致制度回應顯得遲疑而保守。相較於日本將其視為自然發生的文化與商業活動，台灣常陷入是否涉及敏感立場的爭論，使市場難以放手布局。長期下來，這種高度政治化的理解方式，反而可能讓台灣錯失以制度優勢轉化為文化影響力的機會。真正的關鍵，不在於是否要承接，而在於能否建立一套清楚區分文化自由、產業治理與國家安全的制度框架，讓創作者知道界線在哪裡，市場知道風險如何被管理。
日本成為華語文化替代市場的現象，反映的是區域內制度差異所引發的連鎖反應。當創作自由與市場機制在不同國家之間呈現落差，文化與人才便會自然流向相對穩定、可預期的環境。對台灣而言，這既是一面鏡子，也是一次提醒：自由本身並不會自動轉化為優勢，唯有制度自信與產業配套並行，才能真正把自由變成長期的文化與經濟競爭力。
（作者為資訊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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