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許政維
臺64線這起事故，很難不讓人心痛。一個25歲、擁有頂大雙學位的年輕替代役男，在文山區搭上多元計程車，卻在短短幾分鐘後，被「丟包」在快速道路上，隨即遭後方來車撞擊身亡。
坦白說，這根本稱不上是單純的交通事故，#這是一場制度殺人。
溫姓替代役男被林姓計程車司機丟包台64快速道路，且倒臥於車道上，遭到4車輾過爆頭慘死。（資料照，記者陸運鋒翻攝）行車紀錄器的音檔聽起來讓人毛骨悚然，前十分鐘車內幾乎沒有對話，而隨後則只有疑似踢踏聲和司機越發激動的咆哮。#短短幾秒鐘，#一條生命就被遺棄在車流疾駛的險境。
我跟法界朋友私下討論後，他指出這哪裡只是過失致死？把一個明顯失去穩定行動能力、毫無自救能力的人丟在快速道路，這在法律評價上，其實已經非常接近刑法第294條「違背義務遺棄罪」的邊緣。
這讓我想到1996年的彭婉如命案。那是臺灣社會集體創傷的起點，那一年我們痛定思痛，修了《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整頓了計程車業，建立了駕駛人執業登記與前科篩選機制。當時的邏輯很簡單：#我們要保護夜歸女性，#避免她們碰上惡狼司機。
但三十年過去了，我覺得我們好像忘了與時俱進。
現在的風險已經變形了。以前我們怕的是「路邊隨手攔的小黃」，現在大家習慣用手機叫車，以為有GPS、有APP、有路徑分享就很安全。但臺64案狠狠打臉了這個迷思。這名年輕人搭的是合法的多元計程車，透過平台叫車，結果呢？依然是一條不歸路。
透過平台叫車，溫男走上不歸路，父母、弟弟與親友在新北市立殯儀館等待遺體解剖。（資料照，記者徐聖倫翻攝）
這背後有一個很多政治人物不敢碰、或者根本看不懂的結構性爛瘡，那就是「平台」、「車隊」與「司機」之間的三角遊戲。
依照現行法規（俗稱Uber條款），這些跨國平台為了在臺灣落地，必須跟在地的合法運輸業者合作。所以你在APP上叫車，你以為你在跟平台買服務，但法律上，載你的是可能你連聽都沒聽過的車隊司機。
但出事的時候，平台雙手一攤說自己只是「資訊媒合」，車隊兩手一攤說司機是「靠行承攬」，#最後所有的法律責任、#賠償壓力，#全部壓在最末端那個可能情緒已經失控的司機，#以及那個已經死掉的乘客身上。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這是制度殺人。
我們的法規創造了一個完美的卸責迴圈，讓賺最多錢的平台，負最少的責任。
這起案件也提醒我們，必須重新定義什麼叫「弱勢」。過去我們習慣把焦點放在女性，這當然沒錯，但真正的弱勢其實是「當下缺乏自救能力的人」。不管是酒醉的男性、身心障礙者，還是夜班累到恍惚的護理師，只要上了車、關上門，乘客的生命安全就全權交託給了司機。
依照現行法規（俗稱Uber條款），這些跨國平台為了在臺灣落地，必須跟在地的合法運輸業者合作。（資料照，Uber提供）
如果司機缺乏專業訓練，或者像這次一樣情緒失控，乘客就成了待宰羔羊。
我們常常講要跟國際接軌，但這時候怎麼不學學國外的注意義務？#在英美法系的運送契約裡，#司機對乘客有高度的保護義務，你不能因為乘客醉了、盧小小了，就把他丟在荒郊野外。合理的作法是送到派出所、醫院，或是路邊安全的超商。
問題是，我們的行政部門有沒有給司機這樣的SOP？有沒有給他們足夠的後盾？
這裡我也要幫司機說句公道話。
現在的平台演算法極其殘酷，#消費者一個負評可能就導致司機被停權、#斷炊。在這種高壓下，司機要把一個發酒瘋的乘客載到派出所，那是耗時耗力還沒錢拿的苦差事。
如果制度不給誘因，不把這種「額外服務」計入獎勵，或者由平台承擔部分風險，我們憑什麼要求每個月賺沒多少錢的司機都要當活菩薩？
所以，真正該做的事情很清楚，不需要那些官僚再開什麼研討會了：
第一，交通部必須硬起來修法，把「高風險乘客處置」寫進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明訂在乘客酒醉或意識不清時，司機「只能」將其載往警局或醫療院所，且由此產生的額外費用與工時，「必須」由平台買單或由乘客承擔，不能讓司機自行吸收。
第二，打破平台的免責金牌。既然平台透過演算法控制了司機的派單與收入，就必須承擔連帶的管理責任。不要再讓那些跨國財團躲在「資訊服務業」的招牌後面，賺著臺灣人的錢，卻連最基本的安全網都不願意補。
打破平台的免責金牌。必須承擔連帶的管理責任，別讓那些跨國財團躲在「資訊服務業」的後面賺錢。（Bolt提供）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把「夜歸安全」當成國家級的公共政策。從警政APP的定位，到路邊超商的合作，再到車內的錄影錄音規範，這些不該是散落在各個部會的碎片，而該是一張完整的網。
彭婉如當年沒能回家的遺憾，催生了婦女保護的黃金十年。如今臺64線上這條年輕生命的逝去，能不能換來下一個十年的乘車安全？這考驗的不只是民進黨政府的智慧，更是良心。
（作者為台北市民）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許政維（許達達）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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