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裕翔
川普政府於7日宣布，將退出多達66個國際組織，其中包含31個聯合國體系內機構。（擷取自白宮官網）
白宮近日發布的聲明指出，美國總統川普於1月7日簽署公告，宣布美國將退出多達66個國際組織，其中包含31個聯合國體系內機構。名單之廣、涵蓋議題之多，從氣候變遷、能源治理、性別平權、人口與移民、勞工、發展援助，到國際法與和平建設，幾乎橫跨戰後自由國際秩序的核心支柱。
川普政府在聲明中直指，這些機構存在職責重疊、管理失能、浪費資源等問題，更被與美國國家利益不符的議程所把持，甚至對美國主權、自由與繁榮構成威脅。這樣的論述，並非單一政策調整，而是一種對既有國際治理架構的根本質疑，也清楚反映美國優先邏輯下，對多邊主義的深度不信任。
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這項決定並不只是財政或行政效率的爭論，而是價值與權力配置的再選擇。名單中被退出的組織，多數涉及氣候行動、永續發展、性別與弱勢保護，這些議題正是近二十年來聯合國與跨國治理逐步強化的重點。然而，在川普政府眼中，這些議題被視為「覺醒政治」的延伸，不僅限制國家政策自主性，也讓美國承擔過多國際責任，卻未必換得對等回報。退出行動因此具有高度象徵性：美國不再自動扮演全球公共財的主要供給者，而是要求所有國際參與必須直接服務於本國短期、可量化的利益。這樣的轉向，無疑將削弱聯合國體系的整體動員能力，也可能促使其他國家重新評估自身的承諾與投入。
在川普政府眼中，被退出的組織多涉及氣候行動、永續發展等議題，它們讓美國承擔過多國際責任，卻未必有相應回報；圖為2025年11月舉行的COP30。（彭博檔案照）
對全球治理而言，衝擊並不只在於資金或人力缺口，更在於規範正當性的動搖。當世界最大經濟體與軍事強權，公開質疑並退出大量國際機構時，等同向世界釋放一個訊號：多邊制度並非不可替代。這可能加速國際體系的碎片化，讓原本在聯合國框架內協調的議題，轉而回到區域性、陣營化，甚至以雙邊交易方式處理。對氣候變遷、跨國犯罪、難民與公共衛生等高度依賴合作的議題而言，這樣的趨勢意味著治理成本上升、共識形成更加困難，最終承擔風險的，往往是資源與話語權較弱的國家與族群。
放在台灣的脈絡中，這項發展尤其值得警惕與反思。台灣長期處於國際組織參與受限的位置，往往仰賴理念相近國家支持，透過多邊機制間接入場。然而，當主要強權對多邊體系本身的價值產生動搖，台灣可運用的制度空間勢必進一步壓縮。這提醒我們，不能將國際參與完全寄託在單一大國或既有架構之上，而必須更務實地思考多層次布局：一方面深化與理念相近國家的實質合作，另一方面在科技、產業、供應鏈與人道援助等領域，建立具體且不可替代的功能性角色。當台灣能被視為問題解決者，而非單純的政治符號，其國際存在感才不會隨著制度風向改變而被輕易邊緣化。
更重要的是，台灣內部也需正視一個現實：全球正進入「後多邊主義不確定期」。未來的國際秩序，可能同時存在規則、交易與權力政治的混合模式。在這樣的環境下，台灣的外交、產業與公共政策思維，都需要更高的戰略彈性與風險意識。川普退出66個國際組織，表面上是美國的選擇，實質上卻是對所有中小型經濟體的一次提醒，國際秩序並非永恆，唯有強化自身實力、建立多元連結，才能在大國轉身之際，避免被世界拋下。
全球正進入「後多邊主義不確定期」，在這樣的環境下，台灣應設法在科技、供應鏈等領域，建立不可替代的功能性角色。（彭博檔案照）
（作者為資訊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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