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育德
台灣的少子化問題，早已不是抽象的統計警訊，而是一場正在發生中的結構性危機。人口紅利的快速蒸發，若再疊加時間的複利效果，對國家治理、產業競爭力、社會安全與世代支持體系所造成的侵蝕，將是長期且難以逆轉的。這樣的趨勢，甚至已引起國際關注，包括科技產業領袖多次公開指出少子化對國家未來的根本威脅。面對如此急迫的挑戰，政府與社會不應再以觀望或迴避的態度因應。許多政策選擇，如同國防建設一樣，若因爭議而遲疑不前，未來往往只會付出更高昂的代價。
少子化問題是一場正在發生中的結構性危機；示意圖。（資料照）
少子化的政策思維：開源與節流
若要嚴肅面對少子化，政策思維勢必要同時「開源」與「節流」。所謂節流，是降低人民在生養子女過程中所承擔的經濟、照顧與職涯成本；而開源，則是讓「生育的可及性」能夠實質提升。本文欲聚焦討論的，正是長期被忽略的開源面向。
現實中，確實存在一群人——他們願意成為父母，也有能力承擔養育責任，卻因生理、心理或其他客觀因素，無法透過傳統方式生育子女。此處所稱的傳統方式，係指在一男一女婚姻關係中，透過性行為自然受孕的模式。代理孕母相關立法，正是為了回應這類真實存在、卻長期被制度排除的生育需求。不一樣，不該先被道德否定任何不同於傳統家庭模式的生育方式，往往第一時間就面臨是否符合倫理或社會共識的質疑。然而，我們必須先反思一個根本問題：不一樣、尚未普遍存在，或是新的樣態，是否就應先被道德審判？
代理孕母相關立法，正是為了回應無法透過傳統方式自然生育子女的一群人；示意圖。（取自freepik）
歷史經驗一再顯示，許多今日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人權與制度，在其出現之初，都曾被貼上「不自然」或「違反倫理」的標籤。法律與政策的責任，並非迎合既有偏見，而是審慎回應正當的人類需求，並設計出可被監督、可被規範的制度。因為陌生、沒看過或過於新穎，而選擇不處理或視而不見，並不是一個成熟社會應有的治理態度。
憲法保障下的生育自由與人性尊嚴
從憲法層次觀之，生育自由、人性尊嚴與基本人權，本即應受到高度保障。只要不涉及明顯侵害他人權利或違反善良風俗，國家就不應以單一的「正常家庭模型」，去限制人民實現成為父母的可能性。允許人民在合法、科學且符合人性尊嚴的前提下，透過代理孕母等方式生養子女，並非對傳統家庭的否定，而是對多元人生選擇的承認。
子女最佳利益，不應被簡化為單一家庭形式
傳統家庭框架下成長的孩子，不一定較為健康或幸福；示意圖。（取自freepik）反對代理孕母的論點中，經常援引「子女最佳利益」作為理由。然而，我們也必須誠實面對一個事實：在傳統家庭框架下成長的孩子，並不必然較為健康或幸福；而在非傳統家庭中成長的孩子，也未必因此受到損害。子女最佳利益的核心，在於是否獲得穩定照顧、是否被愛與責任所環繞，而非父母的性別組合或受孕方式。以單一家庭模型作為唯一判斷標準，既缺乏實證基礎，也忽略了真實社會的多樣性。
國際趨勢與政策現實
從國際比較的角度觀察，許多被視為重視人權與法治的國家，早已在嚴格規範與高度監督下，允許代理孕母制度的存在。這不僅是對個人需求的回應，也逐漸成為人口政策工具箱中不可忽視的一環。站在政府治理的立場，若真心欲解決少子化的開源問題，代理孕母相關立法實難再無限期擱置，而應納入理性討論、制度設計與公共監督之中。
邁向健康而永續的社會
筆者期待，在不久的將來，單身的成年男女，也能在完善法制與人權保障之下，透過代理孕母等方式，合法地實現成為父母的願望。除非某種生育方式明顯侵害人權或違反善良風俗，否則，國家與社會都應予以審慎肯認，而非本能式排拒。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尊重人性、保障權利的前提下，為台灣打造一個真正健康、永續，且得以世代延續的未來。
（作者為跨界治理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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