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亞柔
對多數民主社會而言，跨年是一個再尋常不過的公共時刻；但在中共眼中，跨年卻往往被列為「高風險活動」。這種差異，並非文化差別，而是政權性質的直接反映。中共真正害怕的，從來不是煙火，而是「不受指揮的群眾」。
為什麼「不受控跨年」會讓中共緊張？
跨年的核心特徵有三個：大量群眾、情緒同步、時間高度象徵化。這三點，正好踩中中共治理的紅線。在威權體制下，人民可以被動存在，卻不能自發行動。只要群眾不是為了官方活動而聚集，而是單純為了共享情緒、彼此互動，就會被視為「不可預測」。而不可預測，正是極權最恐懼的狀態。跨年夜的倒數，意味著「舊的一年結束、新的時間開始」。在民主社會，這是希望；在中共眼中，卻可能被聯想到情緒轉換、集體宣洩、甚至政治投射。政權不容許人民在沒有官方話語引導下，共同感受、共同喊叫、共同期待。
中國多地臨時喊停跨年活動，圖為過去上海外灘跨年夜湧現人潮景況不再。（中央社資料照）
中共維穩邏輯：不是防意外，而是防人民
官方常以「公共安全」、「避免踩踏」為由取消倒數活動，但這套說法本身就站不住腳。因為真正的公共安全治理，應該是加強管理、改善動線、配置警消，而不是一刀式切禁止。中共選擇最簡單、也最暴力的方式：只要不讓你出現，就不會出事。這種治理思維，暴露對人民的不信任。群眾在中共體系中不是公民，而是必須被監控、被分散、被拆解的「風險來源」。跨年之所以被升高管制，不是因為它危險，而是因為它太像一場未經批准的集會。
把鏡頭轉向台灣，對比就格外清楚
台灣的跨年夜，同樣有百萬人潮、同樣情緒高漲，卻不被視為政治威脅。政府關心的是交通疏導、醫療配置、舞台結構，而不是群眾會不會「想太多」。原因很簡單：民主政體不害怕人民聚在一起，因為人民本來就是權力的來源。在台灣，跨年是城市的節日；在中共體制下，跨年卻可能變成維穩任務。前者的政府是服務者，後者的政權是管理者、甚至防範者。
台灣的跨年夜，同樣有百萬人潮、同樣情緒高漲，卻不被視為政治威脅；圖為2026台南跨年晚會創下30萬人次參與新紀錄。（台南市府提供）
跨年成為高風險活動，正是專制的自白
一個連跨年都要嚴防死守的政權，其實已經在無聲地承認：它缺乏自信，缺乏正當性，更缺乏與人民共處的力。
中共不敢讓人民自由倒數，因為它深知，一旦人民習慣於自發聚集、共享情緒、共同期待未來，那麼下一個問題就會出現——「我們為什麼只能這樣活？」這正是專制最害怕的瞬間。
跨年本該是對未來的祝福，但在中共體制下，未來本身就是被管控的對象。當一個政權必須靠禁止歡樂來維持穩定，那說明真正不穩定的，從來不是社會，而是統治本身。台灣能夠跨年，不只是因為場地與煙火，而是因為這是一個不怕人民聚在一起的社會。而中共不準不受控跨年，正是它專制、獨裁、且對人民深層恐懼的最佳證明。
（作者為自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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