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謝秉舟
近年來，人民對司法與憲政體制的不信任，已成為台灣民主的一項警訊。判決不再只是法律技術問題，而是深刻影響政策方向與人民權利。然而，當權力影響愈來愈大，責任卻沒有同步增加，制度失衡便難以避免。
不少人將矛頭指向五權憲法，認為其設計過時。但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權力分立的架構，而在於權力運作逐漸脫離責任監督。立法院對司法監督動輒被貼上「干預司法」標籤，監察權對高層權力的監督明顯保守，而司法院在高度獨立下，實質扮演最終裁決公共政策的角色，卻缺乏外部檢視與制度性回應。
當憲法法庭長期透過判決重塑法律效果，甚至取代民意機關的政策判斷，民主社會有權要求制度層次的說明與檢討。（資料照）
司法獨立不應被誤解為司法免責。當憲法法庭長期透過判決重塑法律效果，甚至取代民意機關的政策判斷，民主社會有權要求制度層次的說明與檢討。這不是政治干預，而是民主問責的基本要求。
監察權與考試權的功能弱化，使五權之間的制衡更加失真。（資料照）同時，監察權與考試權的功能弱化，使五權之間的制衡更加失真。監督若只針對低風險對象，而迴避高權力核心，最終只會加深人民對制度的不信任。
台灣不需要推翻憲法，也不需要情緒化的對立，而是必須重建「權力必須負責」的制度邏輯。包括建立憲法判決的整體影響評估、強化立法院的專業監督角色，以及讓監察制度真正回到結構性問責。民主不是讓權力更神聖，而是讓權力更謙卑。唯有責任重新回到制度核心，五權憲法才能再次發揮其應有的民主功能。
（作者為公共政策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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